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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鸟之歌_[西]巴勃罗·卡萨尔斯/[美]艾伯特·E.卡恩【完结】(55)

  从他们那儿,我得到了那么温暖我心的支持!一九四六年冬天,我过七十岁生日时,他们借此机会表达对我的支持,令人难忘。在那一天,来自世界各地,如日本、巴勒斯坦、美国、捷克、非洲国家的祝贺涌至普拉德这个小村镇,有信函、明信片、电报等各式各样的形式。成百上千的贺词——来自艺术家、工会成员、作家、学者、教士、西班牙难民,以及西班牙内战中的林肯旅志愿军!在来自苏联的祝贺中,有一封亲切的电报——由普罗高菲夫、萧斯塔高维奇、哈察都量和其他苏联作曲家、音乐家共同签名。有人告诉我,在墨西哥和其他国家,广播电台整天都在播放我的演奏录音。

  那天晚上,在普拉德的小屋里,我听到英国广播公司播送的音乐会节目,这节目由我在英国的友人筹办。节目开始时,博尔特爵士对我说了一段话,借此表达英国成千上万名音乐家与爱乐者对我的祝福。他谈起我们的友谊始于十多年前,那时他还是个年轻人,在利物浦指挥一场音乐会,由我演奏舒曼的大提琴协奏曲。他说后来他去巴塞罗那研究我的指挥方法,以及自世纪交接之后我在英国举行过的许多场地音乐会。他这番话是如此亲切,仿佛就坐在我房间里对我说话。“大师,”他说,“此刻我们跟许多朋友一起在播音室里,包括五十位大提琴家。我们多么希望你能跟我们在一起!但愿你很快就会再次来到英国。不过,我们知道你的精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将在你的老朋友巴毕罗利的指挥下,演奏一首短曲。借由演奏这段音乐,把我们的心意传递给身在普拉德的你。”

  然后,巴毕罗利指挥那五十位大提琴家,演奏了我在一九二七年为伦敦大提琴学校的学生所写的一首曲子。那是首萨达纳舞曲,灵感来自我儿时在本德雷尔所见到的节日庆典,伴着传统管乐器果拉亚的声音和村民的歌唱。

  第二天我写了一封信给《泰晤士报》,信中写道:

  自从我在年轻时有幸为维多利亚女王演奏,我从英国大众那儿获得许多令人感动的温情,我将其视为整个艺术家生涯中最为珍贵的收获。如今,在我七十岁生日时,流亡的我收到来自贵国各地的温馨祝福,这些祝福是如此之多,让我必须恳请借由《泰晤士报》来表达我对大家深深的感激。

  一个艺术家的生命跟他的理念无法切割。我希望不久之后,世局允许我前往英国,亲自表达我对英国人民所怀的情感。

  在我隐居至普拉德之后的那几个月里,我收到许多来自英国、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信函,劝我重新考虑退出音乐舞台一事。写这些信给我的人当然是一片好意,许多人说,为了实践我实现的信念,我的音乐所能做的要比我的沉默更多。特别是我收到来自美国的慷慨邀约,邀请我去举办音乐会,要举办几场任凭我决定,他们会接受我所提出的任何条件。我接到一封特别令我感动的信函,来自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为首的一群著名知识分子,劝我移居美国。美国政府愿意给我一本特别护照。然而,我对所有这些信函的回复都是我固然十分感谢他们的心意,但我仍然认为我有责任留在普拉德。

  一九四七年夏天,美国小提琴家亚历山大·施奈德前来拜访我,待了几天。我们一见如故。他生动的幽默感和满腔热忱尤其吸引我,有时候,在他说话时,他浓密的头发似乎竖了起来,我觉得他的身体想必很难约束住体内充沛的活力!我们的会面成为一段珍贵友谊的开端,也是我整个音乐生涯中成果最为丰硕的合作关系。施奈德(他的朋友叫他萨夏)是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许多年里,他的名字跟优秀的布达佩斯弦乐四重奏相连,不仅如此,他还是各种音乐活动的出色筹划者和发起人,脑中充满了点子。我深信他在任何领域都会很成功,不管是剧场、政治、商业,还是其他领域。在我们最初的一番谈话中,他劝我到美国去举办一系列音乐会,他所提出的酬劳是个天文数字。我告诉他:“这不是钱的问题,而纯粹是道德问题。”他当然了解。

  施奈德回美国之后不久,寄给我一份美好的礼物,是他和一些音乐家同行合赠的。那是套四十五册的巴赫全集,根据巴赫协会编辑的那套原版作品复制而成,里面有一段给我的感人献词,由托斯卡尼尼、谢尔盖·库赛维茨基、列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保罗·亨德密特、阿图尔·施纳贝尔、施奈德、阿图尔·鲁宾斯坦和其他大约五十位杰出音乐家共同签名。

  不久之后,施奈德写信给我,说他跟我的老友霍佐夫斯基谈过,而霍佐夫斯基想出一个令他非常兴奋的提议。霍佐夫斯基提议在普拉德举行一个巴赫音乐节,由我来指导。施奈德说这肯定不会跟我隐居普拉德的抗议行动有所冲突,说音乐节所得可以捐给佩皮尼昂的医院,有许多西班牙难民仍在那里接受治疗,也可以捐给任何我想济助的机构。他想知道像这样的音乐节,我是否愿意考虑。关于一年一度的普拉德音乐节的构想就随着这封信诞生了。

  起初我犹豫着是否该同意。我写信给施奈德,说有些人也许会误解我参与音乐节一事。他回信说:“你不能一直让你的艺术全然无声。如果你不愿意在其他国家公开演奏,那么何不让你的音乐家同行从世界各地前来,和你一起在普拉德演奏?你的抗议还是一样鲜明。”施奈德又说一九五〇年是巴赫逝世两百周年,将是举办此活动的理想时机。我的疑虑消除了,于是我同意举办这个音乐节。想到这能让我帮助我的同胞,尤其令我高兴,我的许多同胞依旧迫切需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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