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在我这个年纪，有许多事值得我感谢。我有我所爱的玛蒂妲、我的朋友，还有工作的喜悦。然而，我不能说我的内心是宁静的。当世间满是混乱与痛苦，一个人如何能感到心安理得？当人类的生存面临危险，谁能够高枕无忧？
就跟数不清的千百万人一样，我曾希望击败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为世界带来极大的改变。我期望一个重新拥有自由的时代，期望各国能和睦相处。然而，随着冷战而来的是原子弹试爆、重整军备和尖锐的对抗。在轴心国溃败十五年后，在一场毁掉五千万人性命的战争之后，当我造访美国时，民众正建造私人的防空壕。我忧心忡忡地讲到学校的防空演习告示，教导学童蜷缩在角落里，躲在桌子底下。对我而言，这一切都是疯狂的，我知道唯有和平才能抵御原子弹。
一九五八年夏天，我和史怀哲联名向美国及苏联政府发出呼吁，请他们终止军备竞赛，禁止将来所有的核子试爆。在一份公开声明中，我说：“为了人类的长远利益，我希望美国和苏联能搁置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文明人居然把精力投入到建造更具杀伤力的新武器，而不是用在让世界更快乐、更美好上，这实在不可思议。”
不久之后，我受邀去纪念联合国成立三十周年的典礼上演奏。在我眼中，这个国际平台代表成了各国和平的最大希望，尽管它受到诸多困难与阻碍，但我还是怀着感激欢迎这个机会，用我的音乐促进这一理想。为了和平，那场音乐会非比寻常，通过电视和广播传送到全球七十四个国家。在那之前，从没有能传达给千百万人的音乐。在纽约市联合国总部的大会堂，我和霍佐夫斯基共同演奏巴赫为大提琴和钢琴所写的《D大调第二号奏鸣曲》。随后节目由其他几位来自巴黎的音乐家继续下去，包括美国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俄国小提琴家大卫·奥伊斯特拉赫、印度西塔尔琴演奏家拉维·香卡。最后由日内瓦的瑞士罗曼德管弦乐团演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终章，英国的合唱团和独奏家配合演出。
我为这个场合写了一段话，在演奏之前发给在大会堂的观众。我写道：“如果我在这个年纪为了这一天而来到此地，并非由于我的道德立场有任何改变，或是我多年来加诸自己和我的艺术家生涯之上的那些限制有任何改变，而是因为和威胁全人类的巨大致命危险相比，其余一切都变得次要。”
接下去我写道：
核武的危险给世人带来痛苦，这一痛苦正日渐加深……我多么希望世界各国都发起强烈的抗议行动，尤其是由所有的母亲发起，以打动那些握有力量可以阻止此灾难的人！
凡是相信人类尊严的人此时应该行动，促进各民族间更深刻的了解，以及对峙强权之间真诚的和解。今日的联合国代表和平最重要的希望。让我们赋予它所有权力，为了全人类的福祉采取行动。也让我们热切祈祷，在不久的将来就能驱散笼罩我们的乌云。
之后那几年里，我利用每一次有意义的机会倡议和平，并且加入了好几个组织的协会，像是理性原子政策协会，该组织致力于唤起世人察觉核武战争的威胁。然而，我对自己的努力并不满意。我觉得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在我的一生里，音乐是唯一的武器，我自问，如今善用这件武器的最佳方式是什么？一个计划在我心中成形。这个计划和我的那出神剧《马槽》有关，二战期间我在普拉德为这出神剧谱写了音乐。既然这部作品的主旨是和平以及人类的兄弟之情，在此危急时刻，还有什么更好的工具能供我采取行动？我决定带着这部神剧前往任何我能去的地方，指挥这部作品的演出，作为我个人为了促进国际间的了解与世界和平所发出的讯息。
一些朋友劝我打消这个念头，他们担心这份工作会令我过于劳累。他们认为我已经快要八十五岁了，这当然是事实。可是我觉得，正因为我在世上的时间已经不多，我更有理由趁着我还有点儿力气的时候采取行动。一九六二年初，我宣布要用《马槽》来展开我个人的和平圣战。
“我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个艺术家，”我这样声明，“作为一个人，人类同胞的福祉就是我的首要义务。我将致力于用音乐履行这一义务，音乐是上帝赐给我的工具，因为音乐超越了语言、政治和国界。我对世界和平的贡献也许很小，但至少我将为我神圣的理想献出一切。”
我说这些演出的收益将全部捐给我成立的一个基金会，促进和追求人类尊严、博爱与和平的理想。
在我的和平圣战中，《马槽》的第一场演出在旧金山举行，地点是战争纪念歌剧院，那是大战结束时，各国签署《联合国宪章》之地。大厅挤满了观众，好几百人站立着，观众对音乐的反应显示出他们了解其意蕴，并且热切地分享我对世界和平的渴望。
不管我带着《马槽》到何地演出，观众的反应都一样热烈，而我演出过的地方遍及北美、南美，以及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匈牙利、以色列和十几个其他国家。不论在何处，众人一致流露出对和平的渴望，渴望和人类同胞共同建立一个誓言促进人类幸福的世界。在我眼中，每一场演出都重新证实了我的信念，亦即分隔世人的不是世界各民族本身，而是他们的政府人为造成的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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