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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清官场30年_黄云凯【完结】(105)

  为了这次操练,庆督还专门下令从无照茶税里面每月提出六百两交给中军,作为犒赏费。参加操练的八个营都是总督专管,我听说这些人仗着是总督亲兵,经常在外寻衅滋事,竟然就在总督府外面与抬夫械斗,互有杀伤。庆督知道了,也并没怎么追究,只是将统领营官记过而已。

  按惯例,军中是不收门包的,可是庆督的门官张七却是“敢为人先”,除了巡抚瑞瑸不用送红包,自司道以下官员,想见总督,必须先孝敬门房张七张大人一个红包。张大人收下红包,当场拆开,如果认为分量不够或者银子成色不足,立马就给扔出来——想进去,补足再说。更有趣的是,总督庆大人认为,下属送给门房的红包越大,就越是瞧得起他这个主人——什么逻辑?正是因为庆督的这种奇怪逻辑,张七才敢肆无忌惮。武官中,总兵、协统、参将、游击要见总督,也得送门包;而且因为朝廷一向重文轻武,所以,即使是总兵、协统也必须巴结总督府的下人,甚至有结拜为兄弟的,拜干爹干妈的也不少。

  我没有来时,庆督曾对人说:“福建怎么能容得下这等阔藩司,他心目中怎么看得起我们这些督抚。等他来了,我一定要先看看才让他接印。”庆瑞又说:“如果实在难以相处,我就告病,把总督这个位置让给他。”他还说“他来了,我们督抚就不管事了,让他一人做主就是了”。等到见面以后,发现我其实很平易近人,才渐渐平静下来。我听了暗自窃笑,身为上司,如果性情严正,公事了然于胸,下属断然畏服,何至于怕下属怕到这个地步?况且,我并不是不近人情的人,只不过是不收贿赂、不受请托罢了。庆端人很厚道,并不尖刻,只不过因为贵公子出身,不肯用心公务,惟幕友之言是听,又怕下属轻视,所以才虚张声势吓唬人——不足于中,所以侈张于外。关于他的操守,众说纷纭,我不敢根据一些道听途说的传言随便乱说。

  巡抚瑞瑸从盐道升到巡抚,只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其人庸庸碌碌,公事一概不管,而且耳朵聋得很,属员汇报工作,他就依依阿阿,让人不得要领,或许没有要领正是他的要领吧;他的性格倒是极温和,因为在庆端属下为官多年,对庆大人的脾气很是清楚,所以公事从不作主,庆督说怎么办他就怎么办。

  [1]张集馨,字椒云,故这里庆端总督会称呼我为“椒翁”。

  处处要用钱,人人都搂钱

  福建是有名的穷窝子,民风和吏治都与别处不同。台湾远隔重洋,由台湾道和台湾总兵管理,官员的升调都由他们直接奏报朝廷,而绿营的兵饷,仍由福建藩司发放;至于地方上的吏治案件,却不受福建藩司管控。

  内地的漳州、泉州、兴州、永州等地,民风蛮悍,械斗已经习以为常,数百年来斗风不熄——这大概就是你们所谓的“与人斗其乐无穷”吧。建州、延州、汀州、邵州等地,到处是深山老林,正是各路好汉啸聚一方的去处。相比较而言,省会福州就可称得上是人文荟萃了,只是政事多被当地士绅把持,其中的南台岛是特准外国人经商的地方,也是最让省城官员伤脑筋的地方。

  福建省的军饷,这些年来,全部依靠暂开海禁的收入。海禁暂开,全年可向外商收税四十多万两,向华商也可收税十多万——全是茶叶税;至于地丁银,全省每年仅三十万左右。近年来全省不少地方被长毛(太平军)骚扰,减免和缓征的居多,征收起来的就更少。那些没有营业执照的茶商,也要交税,每年也有一万多两,这笔款子不上缴户部,留作本省地方开支。

  鸦片贸易,原来是按1%抽厘,后来也改为收税,每年由广州商行包销四千箱,共收税十二万两,由福州知府每月分两次批解到藩库。至于厘局,只保留了南台、厦门、台湾、崇安四处,委员们征多报少,与地方官私相授受、就地分赃,也是漏洞百出。其实仅此四卡,也是不够的,如毗连浙省江山县的浦城,毗连温州的福宁,毗连江西的光邵,毗连广东潮州的龙溪,按说都应设卡,只因委员不得其人,所以一直犹豫未决。去年延平府设立厘局,计时一年,抽收一万七千多两,这还是有案可查的,至于没有入账的,还不知有多少?每一千两内,代理知府汪达提取三百两作为本地开支,总共提取了五千多两开销委员薪水,其余的全部用来支放练勇粮饷。

  延平毗连九龙山,一向就不很太平,所以地方上都招募了练勇。可是劫案仍旧一起接一起——有些练勇根本就是盗匪。所谓的练勇,其实是以百姓之脂膏,豢养食人之豺狼。更可笑的是,省里已经几次奏报朝廷,说是土匪已被肃清——现在让人尴尬的是,发生了劫案,连奏报朝廷也不好启齿了。至于道府委员借练勇中饱私囊的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顾忌。

  代理延平府知府的汪达,本是湖北的一个盐商,花了一笔钱,捐了个官,上任以后,就拼命地捞本,捞够了本以后,还想找点利息。我上任后就将他撤了,委派龙溪县知县杨福五(已捐升知府)前往代理,并命令他调查汪达侵占厘金的事情。后来,杨福五告诉我,这中间牵涉到代理道员英朴——汪达自己也招供了。正当我准备顺藤摸瓜查英朴时,却接到了调令,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福建的赋税本来就收不足额,州县官员私吞的却丝毫不比别处少。没办法,只好下文件严词催促,这些人就像商量好了似的,都说银子已经垫发军饷了——军饷的账根本还没结,鬼知道他们所说的军饷开支能不能报。然而按朝廷规定,钱粮奏销是有严格期限的,如果一个藩司一下子弹劾三四十个知州知县,那就实在是骇人听闻。我只好将省城以外的州县官员派人严催,省城内的都叫到藩司衙门,让他们当场定下期限。怎奈他们支支吾吾,就是没人就范。我本想揪一两个出来严参一本,杀鸡儆猴,可是调令已下,也只好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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