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督雷正绾，打仗倒是一把好手。可惜因为仕途不顺，染上了鸦片瘾，而且瘾越来愈大。以前出操，他总是在士兵之前到，现在出操，总要等到士兵到齐了才到。甚至两军对阵，杀得正酣时，他也要找个地方吸上几口，才有精神继续督阵。
总兵曹克忠，是天津农家子弟，他的母亲死后，家中无人料理，他的父亲就要他快点成亲。曹克忠认为自己守孝未满，坚决不结婚。他的父亲强迫他结婚，并选好了日子。结婚的当天晚上，曹克忠私自逃了出来，投入多隆阿军中当兵，转战几省，升为总兵。这个人有血性，不贪财、不好色，他的军队军令严明，攻无不克。如果坚持下去，他也许会成为一代名将。
十一月，我抵达静宁。
因为驿道不通已经有一年多了，要去兰州，就必须打通驿道。于是我命令总兵曹克忠、张在山等攻克高家堡、杨家山及静宁北路的叛回老巢，驿路终于畅通。
二十一日，我的诗文集《时晴斋诗赋全集》刊刻付印，这大概就算我作为一个文人，留给这个世界的念想吧。
过年了，有当地百姓送来万民伞一把，我严词拒绝了。这种事是朝廷明文禁止的，可是仍然有不少地方官乐此不疲。罗椒生尚书有诗讽刺这些人：言利首开间架法，沽名自撰去思碑。我驻在这里，是为了筹集军粮，对老百姓又没有什么好处，他们怎么会送万民伞呢？想来不过是一些人拍马屁罢了。
除夕晚上，接到邸报，得知陕甘总督熙麟病逝。他驻军庆阳两年，银子不知花了多少，打仗却是一塌糊涂。很久前就听说他已经向皇上上折子告病，折子中写道：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从那以后，陕甘两省的官民都称他为“鸟总督”。现在鸟总督终于不再哀鸣，说不定是大清之福呢。
1865年同治四年
三月，罢奕议政王。诏命建立长江水师。
四月，僧格林沁在与捻军作战中阵亡。以曾国藩为钦差大臣接替僧格林沁继续剿捻，李鸿章代理两江总督。
六月，雷正绾进攻金积堡失利，革职，部队哗变。
告别官场
正月，因陕西巡抚刘蓉弹劾我偏袒附和多隆阿，对回人造反一意主抚，延误进剿的时机，于是被奉旨革职，永不叙用——这是我第四次被革职。
圣旨到达的时候，我正率师会同固原提督雷正绾，攻克黑城子、七庄等几处贼巢——真是莫大的讽刺啊，捷报传到京城，奉旨撤销永不叙用的处分，命令我带领所部救援狄道、河州。军队到达六盘山时，天气奇寒，我的哮喘病和腿伤一起发作，只好请假回京调理，奉旨予准。
从此，我彻底地离开了大清官场，从我1829年进士及第算起，已经过去了三十六年；从1836年出任朔平知府算起，则是刚好三十年。
后记：纠结的时代和纠结的我
1968年，69岁的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城在瑞典文学院发表了题为《美丽的日本和我》的演讲。若干年后，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场合，川端康城的同胞大江健三郎如法炮制，题目是《暧昧的日本和我》。今天，我也学学当代人，赶一赶时髦，将这篇后记命名为《纠结的时代和纠结的我》。
先说一说纠结的时代。
按中国历史的逻辑，大清朝没有灭亡的道理。
在中国，一个王朝的灭亡，总是源于皇帝的失政。皇帝的失政大抵有以下几种：一是暴，如秦二世和隋炀帝；二是昏，如汉灵帝和宋徽宗；三是弱，如汉献帝；四是懒，如明朝的万历和天启——明朝实际上就亡在这两个人手里。
这四种皇帝，在清朝一个都没有。清朝十二帝中，没有一个昏君——包括慈禧；也没有一个暴君——除了文字狱外，也基本上没有什么暴政，至于勤政二字，清朝皇帝更是当之无愧。
纠结的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不是亡国之君的清朝皇帝却做出了只有亡国之君才能做出的事情：一是卖官鬻爵，以捐输为典型；一是横征暴敛，以设立厘局和铸造大钱为典型。
我在大清官场三十年，目睹腐败像瘟疫一样，从下往上蔓延，从州县官员到司道官员，再到封疆大吏，到最后大清官场只有用两个字来形容，这就是“鱼烂”——从里到外发出阵阵恶臭。
然而，如果仅仅是如此，大清王朝或许还不至于灭亡——中国历朝历代从来就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不幸的是，小农经济的大清碰上了工业时代的外夷。
劣势，从一开始就非常明显：枪炮不如人，军舰不如人，指挥不如人，生活用品不如人，生产设备不如人，社会组织不如人……
变，还是不变？面对这数千年未有之困局，大清朝更加纠结。
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师夷长技以自强”，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清末新政，主张“变”的人是越来越多。但是总的来说，一直到辛亥之前，麻木因循的人还是比支持变法的人要多得多。
可是，尽管纠结，尽管并不太乐意，慈禧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还是发起了宪政改革——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
有人或许会说，清末新政相比于日本明治维新，不仅时间上晚了三十三年，效果上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实在不值一谈。
说这句话的人，一定没有认真读过中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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