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
四月，英军攻陷乍浦，五月再下宝山、上海，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
六月，英军陷镇江，进逼江宁，副都统海龄自焚身亡。扬州盐商献银50万两免祸。
七月，以耆英、伊里布、牛鉴为全权大臣，赴英舰议和，签订《南京条约》。
十一月，番民扰青海，命击之。
从将军到难民
颜伯焘“输人不输阵”
正月十六日，我到守备衙门拜见前任闽浙总督颜伯焘。
战事刚起的时候，颜总督对英夷不屑一顾，认为和这些说鸟语的蛮夷讲和招抚都没必要，只有一个字：剿！痛剿！剿灭为止！总督下令，将省内各城的大炮全部运到厦门，排列在入海口。这些火炮的炮身轻的几百斤，重的有几千斤，必须几十个人才能拉动。总督舍不得花钱，就没有制造移动大炮的炮车。有人提醒，炮台伸出城墙之外，如果不用炮车拉回，兵丁们不敢出墙填装火药。总督信心满满地说：“一炮就可灭贼，哪里还用再装火药？”
英夷的船开来了，士兵们刚看到船帆的影子，就将炮弹给放完了。英夷的炮架在船的两边，每边各四十门，两只船一前一后齐进，开到我们的炮台墙边。前面的船连开四十炮，然后就掉转头退回去，后面的船再上前放四十炮，退回去，依次重复。不到一会儿工夫，海边的炮台就给英夷的火炮炸塌了，军士们争相逃命，颜总督也跟着逃跑，连衣服裤子都丢了。
事情传到皇帝耳中，皇上一怒之下将颜伯焘革职，而让巡抚怡良代理闽浙总督。
革职似乎对颜伯焘的心情没什么影响，他的气势依旧很盛，见了我，就高声问：“老兄你从山西来，有没有见过我那混账同年姜梅？”
我回道：“经常打交道。”
他又问：“你觉得这个人怎样？”
我回答：“同僚都说姜道台心中不空，所以在看人上常常走眼。”
“不仅是看人走眼，简直是小人一个。”又问，“乔用迁做藩司，怎么样？”
“乔大人朴实平正，山西的政事相对简单，治理起来不难。”
“他不是朴实，是真糊涂。”颜总督接着又大谈英夷的船如何坚、炮如何利、纪律如何严明，断非我军能够抵挡。
我想，他是让英夷吓破了胆，不然怎么前后判若两人呢？只是他已经是个革职官员，我没有必要再和他计较。
我到漳州上任后，颜伯焘回广东，经过那里，又是一番阵势。二月底，县里接到上一个驿站的来信，叫准备好民夫和马匹以及草料等。三月初一，就开始有扛东西的民夫过境，每天都有六七百名。到初十，大雨如注，我和英总兵冒雨前往城东十里外郊迎接。跟随前总督的兵役、抬夫、家属、车马仆从将近三千名，分住在考院和城内各旅馆，各种档次的酒席一共安排了四百多桌。前总督有亲兵三百人，因为感恩大帅，执意护送大帅回广东，一路上都要酒饭招待，所以酒席数量特多。
我到书院拜见颜前总督，却说是夫人乳腺病发作了，必须停下来。我只好客气地说天雨路滑，山水暴涨，请求多多停留几天，以慰漳州官员对大帅的留恋之情。前总督满口答应。但到了三月十四日，仍然没有动身的样子。我每天必到考院请安，有时也请见畅谈，有时不过报个号，不请见。
蒋县令私下里求我帮忙：“大帅好像根本没有走的意思，可是县里供应已经负担不起了，一定要设法催促他动身，才能使大家喘口气。”我说：“我也没什么办法。只有等到入见的时候，看情况伺机行事。”
等到有机会入见颜总督，大帅告诉我：“天气虽然晴了，内子的病也好了些，但是我听说前路发大水，仍然走不了啊。”我说：“大帅虎驾返乡，没必要走得这么急。假如不久后皇上下圣旨命令您再次来福建办理夷务，您不是又要从广东返回吗？还不如慢慢地走好些。”大帅说：“也是，既然这样，那就等黄守备说前面能走时，我再动身。”
我下来后告诉蒋县令：“你只需把黄守备找到，施展一些手段，那么大帅就会起身了。”这是上午十点钟左右的事，到下午两点左右，蒋县令来到道署禀报我，说大帅已经传令，明天早晨五更出发，风雨无阻。我感到非常惊奇，我想一定是黄守备说了什么，才能让大帅下这样的决心。于是，我立即到考院请见颜总督送行。
见大帅行色匆匆，我说了几句话就退了出来。出来后见到蒋县令，我问：“您用了什么办法，怎么见效这么快？”蒋县令回答：“多亏大人您善于听话，不然，我们还不知要被拖累到什么时候。今天早晨，我去见大帅，见他仍然没有走的意思。我只好继续苦苦挽留，并请示能否让我请几个戏班唱唱戏，为夫人和小姐们解闷。大帅说：‘我和你家是世交，有通家之谊。这样做按说也没什么不可以，只是担心有人说我革职回乡，还在途中作乐。我在你这里小住几天就行了，不用麻烦的！’”蒋县令是苕生先生的孙子，而苕生先生与颜前总督是同窗，所以说是世交。“拜见毕，仍然无计可施。我打听到大帅的亲兵营原来是黄守备管带，大帅对他言听计从。我就找到黄守备，几杯酒下来，双方换了帖，结为金兰，我又送上程仪五十两。黄守备非常高兴，对我说：‘老兄只需传集人夫，准备服侍大帅启程，保准明天早晨他一定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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