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冰人”，古代的媒人旧称。
再见咸丰
我阅读邸报，得知河南捻匪充斥，骚扰到兰考一带，距开封才四十里，而归州、陈州、睢阳、杞州等处，也是遍地贼踪。去年七月，我经过开封，巡抚瑛棨派候补知府张席珍往郑家口筑土城，安设炮位，以固豫疆。瑛棨和张知府都是我的学生，又因为我曾在河南为官，所以把情形详细地告诉我。我说：“这就是《左传》所说的所谓‘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者也’。郑家口商贾云集，烟户不下一万家，如果能在那里布置重兵，堵住贼匪东犯的道路，贼匪来了抢不到东西，自然会退归老巢。现在看城墙图纸，城墙全长接近十里，有八千多个垛口，有十座城门，按一垛安设一人，连城门炮台，没有一万人守不住。这一万人每人持一种兵器，那就得一万件兵器；至于刀矛火药，铅弹帐房，军装旗帜，需要的就更多了。省城开封无兵可拨，招募团勇一时又不能足数，那些无业游民，难保他们不私通外匪。况且，一万人每天的口粮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哪里有这么多钱来开销呢？土城是商民们通力捐款修建的，动员他们捐建土城就已经让人口干舌燥的了，如果再要他们捐办军装，恐怕就更难了，至于说要他们再为守军捐助每天的口粮，那是不可能的。”
瑛棨想成立厘局，抽厘济饷。我说：“厘捐一时半刻也批不下来，而战事又不能慢慢商量，如果不迅速选拔将领，探明迎敌，那么虽然修筑了城墙，也等于没有修。如果力量不够，就应该在城外扎下连营，深沟高垒，捻匪来了，我们就坚守不战，城上多张旗帜作为疑兵，这样才能守住。”瑛棨与张知府都很赞成我的意见，只是来不及筹办。十月捻匪大军到来，各地遍地逆氛。没过多久，土城就被平毁了，捻匪杀戮抢劫，满载而归，商贾们也死的死、逃的逃，人资并失，他们的半年辛劳付之流水。
恒月川到任后，奏请实行“坚壁清野”政策，朝廷批准了。我私下认为，这实在不是治盗的好办法。如果办理团练的不得其人，那就一定会重蹈苗沛霖的覆辙。去年河北联庄会抗粮杀差，拒捕殴官，种种不法，和造反差不多。朝廷派臬司周士镗带兵剿捕，半年才平定。现在让民间坚壁清野，那是官府要再造一个联庄会，只怕抗拒官府有余而抵御捻匪无益。后来接到瑛棨的信，说坚壁清野的命令刚刚下达，刁悍之民乘势滋事，不仅仅是抗粮杀差而已。原因就是团首不善，导致事态更加恶化。
河南形势属于四面受敌，桑麻遍地，有野难清；一马平川，欲坚无壁。贼匪大至，动辄几万，无非都是些亡命之徒。想要让老百姓去抵挡，百姓虽然忠义，也是绝不肯做的。当下之计，只有命令各村闾筑堡自卫，选择村中贤良端正的人任堡首，报官存档。堡与城同在，捻匪到了，不要与他们交锋，将牛马、衣服、粮食、妇女、财物藏在堡中。如有不法匪徒阴怀不逞，堡首就将匪徒捆了交给官府，徇私包庇的同罪。然后再调重兵，精选将领，从正面迎击捻匪。捻匪终究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抵死相从，也无非是为了烧杀抢劫，如果能大加惩创，剿抚兼施，那么不用多久，这些人就会土崩瓦解。到那时候再诛杀头目也就变得容易多了。如果兵少将寡，粮饷短缺，并且又多方牵制，那么就算孙、吴复生，也无法奏效。我担心的是，东南之寇警未平，而西北之戒心复启。这样，我大清朝恐怕就永无宁日了。
按惯例持服一年，都是从到籍见丧之日起开始计算。我去年从河南回乡，因贼氛阻隔，派家人回老家呈报，于八月初三日到籍，到今年八月初三日就应该起复了。我和许滇生商量，只需报明吏部，交司勋司（司勋司是吏部四司之一，设郎中一人、员外郎二人，掌管官员荫封、谥号、丧养、名籍等事）注册，就算起复。我宦情久淡，住在京里虽不宽余，但也不至于冻着饿着。做地方官，责任重大，想做点事，又处处掣肘，而藩司的责任就是筹措款项，这事现在是越来越难办。所以我不打算递折子。
可是许滇生调任吏部尚书后，说吏部接呈后，就咨报军机处，难保不让皇上知道。如果我不递折子请安，恐怕会有处分，不如还是按惯例递折子为好。我本来就无所谓，所以就决定于八月二十日赴园递折，一面呈报吏部。如蒙圣恩，让我留在京城做个京官，养老藏庸，那就太好了。不行的话，就希望皇上能置之高阁，那也还不错。
我十九日赴园递折，二十日上午十一点，皇上在勤政殿后的小套间召见我。
“你是几时满孝的？”皇上问。
“八月初三日。”
“是前年闻讣的？”
“是去年五月间闻讣，丁兼祧继母忧，持服一年。”
“是丁母忧？”
“是。”
“你初次外放任职是山西知府吧？”
“是山西朔平府，后来代理太原府。”
“你到四川，是任臬司还是藩司？”
“任臬司。”
“你由哪个省升去的？”
“从陕西升去的。”
“陕西什么道？”
“陕西督粮道。”
“在陕西几年？”
“三年。”
“在四川几年？”
“不足三年。”
“你是由四川调任甘肃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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