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吃什么啊？”
“它吃屎。”
妈妈单位又来人了。他们又在爸爸妈妈房间的门上贴标语。这次是好话，我知道。他们和爷爷、奶奶握手。他们和我握手。他们把妈妈擦干净的门又弄脏了。在我们家门口放鞭炮、敲鼓、演节目。他们把脚印弄得到处都是。他们走了以后爷爷又开始拖地、擦门。他教我念门上的标语：欢送陆红英同志全家被光荣批准下放农村。
小波的肚子吃坏了。孩子们领他出来找厕所。所有的孩子都出来了。他们围着小波，伸手摸他的衣服。
外面比屋里亮多了。月光下，小波看见一个孩子的头特别大。小波叫他大头，大头的头比哥哥那个叫大头的同学的头还要大。屋后竹园旁边埋着一口缸，四周用玉米秸围起来，大头告诉他这就是厕所，就在这里大便。
“你看我。”大头说，在竹园里蹲下来。小波听见他放了一个屁，还看见半个被月亮照亮的屁股。“好啦，”大头说,“狗狗狗狗。”他在唤狗，黄狗跑来了。咂咂咂咂，它果然在吃屎。大头把屁股翘起来，让它舔干净。“会了吧？”大头问小波。
小波蹲在粪缸边的时候，所有的孩子都脱下裤子蹲着。他们陪他一齐大便。小波不再不好意思。屁股凉凉的，被风吹得有些疼，玉米秸上面，月亮又大又圆，小波觉得它真像一个光屁股。
我们院子里下放的小孩就我一个。我们学校有十几个，不稀奇。我们班有两个，一个是我，一个是押送的，他们家是坏分子，没有平反。林老师问，我们班有要下放的同学吗？把手举起来。我举了手，那个押送的也举了手，但他跟我不一样。我爸爸妈妈都已经平反，下放是自愿的，是一种光荣。后来学校开欢送会押送的没有上台。我坐在台上，和我坐一排的有十几人，都不是我们班的。我们戴着大红花，每人还发了一套毛泽东选集。其他人都在主席台下鼓掌。林老师也坐在台下。
“这是小波的新家。”母亲说。他们穿过村子向它走去。房子有些斜，小波以为又是月亮的缘故。屋后的投影又深又黑，就像一个大坑。
门边村上的人曾想砌个灶。油灯在灶台上点起来的时候小波看见十几块散落的土坯。也许他们来不及，灶没有完工。再往里就看不清了，队长说一共有三间。
他们要给外祖父烤一烤湿裤子。
柴禾抱来了。大家坐在柴禾堆上，在前面点了火。一面烧一面从身边取柴草加上。队长拿一根树枝在火里拨弄。火烧得好极了。小波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的火焰。外祖父的棉裤脚开始冒水汽，房子里亮堂起来了。
父亲问队长:“这房子以前干什么用的？”
“公房，”队长说,“养过一阵子牛。”
“队长有几头牛啊？”父亲问。
“六头。”正好和小波一家的人口相等。
现在他们都看清了布满裂缝的土墙和顶上垂下的那么多的东西。
“吊吊灰，”队长说，“冬天牛要烤火，时间一长，顶上就挂吊吊灰了。”
吊吊灰就是那种一股一股垂下来，像某种动物的尾巴毛茸茸灰溜溜的东西。它们密布在这间房子的顶上，在火焰上面，和火焰相距不到一尺。
外祖父不断加柴，火焰越升越高。外祖母说:“老头子找死。”没人理她。她又说:“这怎么是好啊。”说了一遍又一遍。
树杈间的月亮(1)
我们是晚上到的，被接到程玉英家吃晚饭，围观的村民挤得水泄不通。墨水瓶改制的煤油灯照着桌面大一块地方，仅够看见四只粗瓷大碗，里面装的不知什么菜肴。围观的人身着深色棉袄，加上投影叠着投影，只觉得黑压压的一片，谁是谁根本看不清。有一个半大的人使劲往里挤显得很突出。哥哥一下就抓住了他的特征——“大头！”哥哥欣喜地叫道。
这个大头就是九月子，因生于农历九月而得名。“大头”是哥哥脱口叫出的。大头或九月子十六七岁的年纪，看上去像个孩子。他是瘌痢头，黄牙龇在外面，两腮多肉而松弛，以今天的观点看，这张脸极像一个官僚。大头拖着黄龙鼻涕，身上的破棉袄露出了棉絮，腰间扎一截草绳，敞开的领口里没有穿衬衫。和当地农民一样，他是赤膊直接穿棉袄的。
父亲请大头领哥哥和我去外面找厕所。
强烈的月光下我发现大头的腿微跛。后来我们必须自己下河边拎水吃（没了自来水），我才想到大头走路的姿态好像拎着一只水桶。大头也常常帮我们家下河拎水。他一拎水反倒不跛了。
下放的那天晚上没有找到厕所。大头示范在屋后的粪缸边大便。他解开草绳裤带在玉米秸后蹲下，哥哥也随之蹲下。我犹豫了片刻也选择了一棵树，蹲下。周围陪蹲的还有六七个农民的孩子。我蹲着，抬头看见树杈间的一轮明月，觉得它真像一个大屁股。
在牛屋里安了家，开头几天来看望的农民很多。说是来看父亲实际是看新奇。村上的妇女则结伴而来，你推我搡地走进屋里，来到母亲的穿衣镜前。由于暴露无遗的映照就更扭捏了。镜中的农村妇女穿着蓝布大襟罩衫，风吹日晒的黑脸笑成了一朵花，牙龈毕露。她们捋头发、拉直衣裳下摆，先是推推搡搡地不愿往镜子前面站，照出甜头后又挤挤抗抗不肯落在别人身后。大头俨然是半个主人，进进出出，忙里忙外。若谁来的不是时候（比如晚上或午休），想进来参观还得通过大头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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