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阿姨说，“你今天被关的那个拘留所，以前就是良县武装部关犯人的。”
柳璀看着陈阿姨，紧张地问，“你是说就是当年关押红莲和玉通禅师的地方？”
“就是，”陈阿姨回答道，“只是以前没有那个停车的院坝。老陈就在那里办公。”
柳璀双手捧住脸，心里直在说，“真糟，真糟。”虽然她没有想清楚究竟是什么弄糟了。她的双手却禁不住发抖，但是她控制住自己，一声没响，不让陈阿姨看见。陈阿姨似乎知道她心里想的是什么，抱着她的头，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
很久屋子里也没人说话，远处有鞭炮声，不知是喜事，还是丧事，那鞭炮声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仿佛下城都安静下来，为了听这声音。
还是陈阿姨说，“太晚了，回去吧，快十一点了。”她说着就把蚊帐拉开。
柳璀点点头。她想问的问题太多，反而不知道怎么问好。
她找地上的鞋穿上。如果有人应当忏悔，不是她，也不是母亲，而是父亲，但是父亲早已不在人世，已成了江水和群山之外的魂。
柳璀非常哀伤，她看着窗外的黑暗，心里叫道：父亲，如果你的魂在这儿，你会不会懂为什么我不肯哭泣？你是否赎清了罪，还清了债？
柳璀突然觉得，如果真有什么人死有灵魂的话，那么父亲知道她现在到了良县，或许会前来，带领她看清楚她出生前的一些事。
她记忆中的父亲，完全不是弄奸取滑的政客角色。相反，在省里，在西南局干部系统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他总是尽量躲开，他的政治生涯似乎避开了一切的纠纷。
父亲并没有步步高升――五十年代初似乎升得挺快，从良县到重庆市，再到省府成都，以后就老老实实做着他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做什么都没有锋芒，没有棱角，一个灰色的人物。宣传部这职务，的确最危险四伏。他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由于装聋作哑，他才不是落马最早的。
家里有一张父母结婚时在重庆拍的照片，父亲穿着军装，样子有点土气，神态憨厚，而母亲却是英姿勃发，一头革命的短发，也能剪得优雅，穿的是列宁装制服，双排钮扣的那种，后来很少见到。的确让人眼目一亮。从照片上看，父亲应当非常爱母亲。
后来有了她，又有一张在重庆拍的照片，母亲抱着她，父亲站在她身后，一家人看上去非常幸福。母亲的模样还是那么清静雅致，面容没有露出一点倦意，她含着笑。反而是父亲显得僵硬古板，中山装衣缝笔直，像刚浆烫过，挂在衣架上。他的头发大概刚理过，两鬓剪掉太多，上面的头发笔直，像尺寸画出来的。父亲的样子，在今天社会会被认为太土，绝对不像有本事或有野心，能耍政治手段的人。
在柳璀的记忆中，父亲很宠母亲，家里凡事都听母亲的。她小时没有多少机会见到父亲，干部子弟学校管理很严，只有星期天才准回家。父亲星期天在家的天数不多，在家不看文件的时间更不多，能陪她出去玩的机会就少得可怜了。
她小时候心里一直认为母亲夺走了父亲的爱，夺走了父亲全部的时间。夜里她偷偷走到父母的房间门口，但她推不开，门关得紧紧的。她就坐在门口的地上，有一次着了凉，父亲问她，她才说。父亲听了把她抱很紧，那一晚，父亲爬在地上让她骑。
她非常想和父亲到公园去，坐父亲的小车。有一次她生日，父亲直接到学校来，帮她请了假，带她去杜甫草堂。那年成都总是雨天，四周都湿淋淋的。当她和父亲走进茶馆，雨就倾盆而下。荷花池已长满荷叶，但是花一朵也未开。父亲让她背杜甫的诗，她背了一首又一首。雨声打在荷叶上，周围都没有人，整个杜甫草堂仿佛都属于他们。
有一年暑假，父亲推掉外地的会议，带着她和母亲，三人一起去爬峨嵋山。那时她还在上小学二年级，爬了一会石阶就不行了，要用手撑才能爬上石阶。父亲就让她跨坐在肩膀上，扛着她走。他说，“小璀，现在爸爸还能扛你，再过几年爸爸老了就扛不动你了。”
“没关系，到时我扛你，爸爸。”她说，“我长大了要为你做好多好多事。”
她一句也未提母亲，母亲在一旁说，“小璀偏心眼！”
他们在峨嵋山顶拍了张照片，那以后就从来未有三人合影的机会。在山上的合影中，母亲慈爱得很，没有与她争夺父亲的感觉，父亲站在中间，双手揽着她和母亲。整张照片差不多四分之三是群山起伏的背景，三个人只占了一点画面。
文革一开始，全是昏天黑地的日子。那时她刚进高中，参加了红卫兵，没有回家，没有心思，也不想有这心思打听父亲的消息，或许潜意识里明白打听了不会有好事，她无法对付坏消息。
各派造反组织势力起起伏伏，有时得势有时失势，她成天成夜住在队部里，抄大字报和标语。一直到有一天他们的组织发生政变，一批本来是下层成员的低级干部子女，组成了新的“勤务组”，打进了司令部，说是要清除领导中的走资派子弟。一阵拳打脚踢乱骂之后，老总部的人被关押起来，一个个叫去说话。其实话都一样：这个组织要生存下去，只有改变领导机构才能自救，不然永远是“老保”，不能参与造反，大家一起完蛋。所以，必须让老总部的人都退出组织，包括她这样抄抄大字报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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