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璀正在生气，这时也吃了一惊，这完全不可能，不会是事实。父母很相爱，父亲死后，李伯母给一直守寡的母亲介绍过人，母亲都不同意。她对柳璀说，“我这一辈子就你父亲一个男人。”
但也许，也许柳璀完全没有弄明白父母的事。
李路生说，当时他父亲让他去四川省找一下省委组织部一位老战友，清理一下柳璀父亲遗留下来的档案，父亲说，不要到时候大翻丑事，被人利用。李路生不是人事干部，本没有资格看组织档案，但是父命不敢违抗。那是个夏天，南方最热的日子，他坐火车到成都。找到组织部那位老同志。听了他的来意，老同志说这种东西早就应当清理。但是组织部门经常有意不加清理，尤其死者，他们认为存在档案里总比不存的好。
他们约好了第二天再来办公室，因为第二天正好是周日休息。他知道人事部门看档案必须有两个人签字表示在场，不过乱局之时，不上规矩之事太多。
第二天一早他就到了办公室。那位老同志已在那儿等着他，两人一起在盖满灰尘的几大间柜子里翻找，最后找出了柳璀父亲所有的案卷，一共五大包。老同志说，“全在这里了，你是想看一眼，还是不想看一眼？”
他想了想说，“看一眼目录吧，回北京万一父亲问起，也好有个交代。内容就不必看了。”
那档案里大都是文革时期的材料，有柳璀的父亲自己写的检查，每份都是几千字，有的上万字厚，其他大都是别人揭发他的各种“罪行”，不知为什么他有那么多仇人。四川的干部分派，文革中往死里整人，李路生以前听说了，这次才体会到。文革前那些在柳璀的父亲手下工作的人，认为他装老实得宠，这时变成了一派的结合对象，所以什么法都用得出来，最后想出绝招。李路生说有一份材料他却仔细看了，因为揭发者竟然是柳璀的母亲。
“不用你说了，”柳璀打断李路生，她激动地站起来说，“你是说我父亲自杀，是由于我母亲‘揭发’！”
他不高兴了，说，“我没有说这话。你也太自以为聪明了。这种刑事结论我怎么能下？况且文革压力下，做违心的事，多得很，北京那个大作家自杀，不就是因为家属揭发。我当然无法判断你母亲说的，哪些是逼出来的，哪些是她自己的怨气，我只是说，当干部的人，一旦后院起火，最无法忍受。”
柳璀想起母亲肚子上那道大蜈蚣的伤疤，想起母亲告诉她往事时那种奇怪的神态，不禁心里发抖。母亲莫非心里真恨父亲，因为父亲当时只要孩子，不要她的命？生出柳璀后，母亲对父亲的情便了断？
她仿佛看见那江中的一只船，母亲躺在船舱里，绝望看着父亲的眼睛。“不，”她心里痛苦地叫道，“别这么说，我受不了。”但是她只是看着李路生，慢慢地说，“你是要我向你保证我的忠诚，不会‘后院起火’？那么你的忠诚呢？”她伤心地说，“那么你的忠诚呢？”
“别这么不信任我。”李路生说。“我早说过了，有你这样洁身自好的妻子，我才能清廉为官。”
这个丈夫又来这一套装傻了，柳璀领教够了，她不想再追下去。她只关心那个自己有过的家。“你还有什么没有说的，请告诉我。”柳璀说，“我不希望以后再有一个什么时候，你再抖出我父母的‘秘密’。”
“没有了，绝对没有。”
“那么你一定知道当时他如何自杀的？”柳璀问。
“说了你别难过。”李路生回忆道，“你父亲被打得半死不活，人家以为他不能动了，看得松一些，结果他从地上爬起来，从十二层的楼上跳下去。我在档案里看到医院的死亡证明，还有一张照片！作为证据附在里面。”
柳璀泪水流了下来，她伸手一下子抹去。父亲跳楼，现在她不用想象，就能看见那惨状，脑袋裂开，眼球蹦裂，一滩血混着白白的脑浆，她的手指和四肢都发麻了，忍不住颤抖，虽然她有预感，却一直都不敢想象这惨状。
关于父亲的死，母亲没有完全说实话。这么多年，谁也不愿意告诉她，甚至她自己也不愿意打听清楚。李路生这次翻牌，也不是为了她，而是为了他自己。他希望保住这婚姻，在他政治生涯转折点不要出事，柳璀应当以他的大局考虑。
她应该原谅他才是，原谅并且忘记。可是她无法做到。江上有夜轮行驶，不过那鸣叫很低沉，全被挡在厚厚的窗帘外了。
那火车在高声鸣笛，车厢里全是和她差不多年龄的人，他们急着去北京朝圣，在火车向前滑行时，她终于挤上去了，蜷缩在过道里，坐了两天三夜到北京。这是她生平第一次到北京，费了好些周折，她找到了李伯伯家，一个独家院子，全副武装的警卫不让她进，说是李伯伯不在家，不能让任何陌生人进。她拿出父亲的信给警卫看，警卫不看，也不进去通报，文革期间，“上访”的人太多。
她又饿又累，便坐在院门前的石梯上，渐渐浑身发烫，头非常痛。她的身体软得躺倒下来，她想她可能会成为可怜的鬼，死在他乡，无人理睬，无人在意。幸运的是李伯伯喜欢她，幸亏军队内部斗得不凶，她在这个家里存在下来，她常常背着人独自落泪，心里牵挂父亲。李伯母当着一家人的面，说过柳璀，怎么看不到这女孩子脸上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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