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好安静。众人隔在门外。事情先已商量好了：由王韦的闺女持先生遗像，王韦捧骨灰盒，出馆上车，去乌镇；到晚晴小筑，再由我接过骨灰盒，小代持遗像前导，迎先生回家。向宏关照说，本乡的其他习俗，就免了，但必须跨过大门口点燃的稻草，意谓完成生死的交割。当然，我都应了。
十二点半到一点之间，遮掩焚化炉的彩色玻璃门拉开了，我们小小的行列走出来。候在甬道的众人见状拥来，又复闪开，随即簇拥我们，向外走。小代，小杨，如临大事，奋勇地跟着——在医院的日子，先生忽有需要，他俩便是这样地耸身跃起，着即奔来——我唤他俩来我左右，拉起手，孩子有点错愕，随即手指握紧，脚步沉稳了。就这样，我们跟着王韦——仿佛跟着先生——继续走，穿过空荡荡的告别厅，走到阳光下。
车队向乌镇开。自十一月十五日先生离开晚晴小筑，此刻终于是在回家的路上了。下车后，我接过先生的骨灰盒，走向晚晴小筑大门——现在他变得那么小，由我抱着——青天白日下，那堆点燃的稻草几乎不见光焰。二楼灵堂挤满人。骨灰盒有点沉的，我不知是这般重法。先生到家了。灵堂隔壁就是他的卧室。小杨帮我将盒子挪放壁炉的上端。
木心先生遗容。谢谢郑阳留下这唯一的遗体影像，两小时后，木心就没有了。
下午一点，我们步出告别厅。王韦的女儿捧着舅公的遗像，走在前面。后排左起：小杨、我、手捧骨灰盒的王韦、小代。
昭明书院木心追思会现场。（郑阳 摄）
连串的事，一件接一件，做完了。死，葬礼，原来这般平实而肯定。我记得每个细节，但我不愿写出在办公室停留的半个小时。再不能问先生了——他在乎，且精通什么不要写，又使所写下的，仿佛不写——其实，办公室尽头还有一扇小门，开进去，便是焚化间，成排的锅炉，很干净，有如厨房，绝不可怕，如死亡，明确而简单。
那是我与先生的最后一见么？我提前目击了我们全体的下场。他们要我戴上墨镜，然后打开炉膛的小小铁门，如赐特许的礼遇，让我正视熊熊烈焰。
“倘若他要走，是不是应该再晚一点？不要那么快，所以我很惊恐，不愿相信。”
“那天我在办公室，旁边一个女同志，那一刻我很想痛哭，但我忍住了，因为我无法向她们解释，我为什么要哭。”
“十点钟熄灯了，我躺在座位上，一直哭，列车员发现了，他说怎么了孩子，我说家里有位老先生去世了。”
“我是一个没有编制的老师……我知道今天会有一群人在等候，不论来自哪里，不论贫穷或者富有，没有权力，也没有地位。”
“他非常有魅力，但是很害羞，一开始的谈话缓慢艰难。幸运的是，当我告诉他我认为他的画作深受塞尚的影响，他非常高兴，突然不那么害羞了。”
“他的文字很美，让我觉得中国的文学就是这样的，你读不懂，可还是愿意读。”
“文学研究界，我坦率地说，是失职的，缺位的……刚才那么多青年读者表达了对木心先生的爱慕和敬仰，但是文学界评论界是缺席的，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这个现象本身，也值得我们研究深思。”
“他不情愿出来，他觉得关在地下室，有吃的喝的，很潇洒——我发现他在说谎，他用谎言和他骄傲的姿态，糅合着这种痛苦。但是今天大家说的一些细节，我觉得这种隔阂突然消失了。”
“我们有鲁迅的传统，周作人的传统，胡适的传统，张爱玲的传统，但是木心跟他们都不一样。”
“八十四年，他始终面临各种非艺术势力的剥夺和取消，他用自己的法子竟然逃过了一切的劫难。”
“在大家心里，木心先生是诗人、画家，或者是作家，但是在我心里，他更多的是一位老人家。”
……
这就是下午在追思会上我所听到的一小部分说话，全文记录后，近四万字。以上发言者我只认识四位：上海的陈子善，北京的孙郁、李春阳，纽约人弗里德。其余都是陌生的青年，会散后，再没见过。
我也叨唠了。怎么那时还能絮絮说话呢。此刻想来，不知如何过了那一下午。两百多人坐拢时，长排轩窗的垂帘缝透入阳光，直射会场，散会时，已过掌灯时分——上午的告别仪式，我不肯哭，午后会场听几位陌生青年口口声声说出这些话，好几次，我老泪纵横。到这岁数，大约能用这用滥的词语吧：眼看先生老下去，我总抱歉自己的年轻，今天他被烧掉了，我成了一个老人。
小代、小杨，是我最先给大家介绍的青年，仿佛他俩是先生的未亡人。孩子应声起立，之后忘了请他们坐下，他俩老实，站了许久，有如罪犯，此后，什么也没说——中午先生还在，哪怕是尸身，之后，尸身也没了——从那天开始，我一见小代、小杨，就像面对木心。
多数与会青年从未见过先生，也未来过乌镇。我已很难想象读者从文字中如何思量他们所想象的木心，而他们从老远的地方，径自来了，仅仅为读过他的书，为书中那些字。那天追思会场一遍遍环视满座青年的哀戚，我不是感动，而是惊异，不全为了那份集体的哀戚，而是，这些动容的脸，何其年轻：哀矜之于年轻的脸，其实是憬然懂事的意思——因为文学，还是因为木心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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