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文学史讲席进入第四个年头，话题渐入所谓现代文学。其时众人与老师混得忒熟了，不知怎样一来，旧话重提，我们又要他谈谈自己的写作、自己的文章。三月间，木心终于同意了，拟定前半堂课仍讲现代文学，后半堂课，则由大家任选一篇他的作品，听他夫子自道。查阅笔记，头一回讲述是三月七日，末一回是九月十一日，共九讲。之后，木心继续全时谈论现代文学，直到一九九四年元月的最后一课。
二〇一二年，我将五本听课笔记录入电脑，一路抄到这部分，不禁自笑了，历历想起容光焕发的木心。我与他厮混久，这得意的神采再熟悉不过，但在讲席上，他的话语变得略略正式，又如师傅教拳经，蛮乐意讲，又不多讲，听来苍老而平然。那是他平生唯一一次对着人众，豁出去，滔滔不绝，但以木心的做派，话头进入所谓“私房话”，他总会找个潇洒而带玄机的说法，用关照的语气，交代下来：
我讲自己的书，不是骄傲，不是谦虚。我们两三知己，可以这样讲讲。
麻烦来了——唉，木心扔给我多少麻烦啊——《文学回忆录》数十万言，可以说都是他的“私房话”，这九堂课，更是私房话里的私房话。现在临到出版，这部分文字也发布，是否合适？
“私房话”一语，固然是木心调皮，可作修辞解，但他有他的理由，且含义多端，此处仅表其一。通常的文学史著述者未必是作家，而木心是，所以他的话，先已说到：
在学堂、学府，能不能这样做？
我们才不管那些，巴不得木心毫无顾忌，放开说。麻烦是在下一句：
要看怎么做。
他怎么做呢，诸位在本书中将会看到。可是三年前拟定出版《文学回忆录》之际，“要看怎么做”便成了我的事情——木心生前不同意我的五本笔记对外公开。他去世后，“私房话”语境终告消失，新的，令我茫然失措的状况出现了：他的大量遗稿，理论上，都是有待面世的文本，那是他的读者殷切期待的事——哪怕不过数十人、数百人——出版《文学回忆录》，我能做主，可是夫子自道的这部分，委实令我难煞。难在哪里呢？
传出去，木心讲自己的书，老王卖瓜，自赏自夸。所以要讲清楚——传出去，也要传清楚。
是的，他自己当场“讲清楚”了，二十多年后，我该怎么“传”法？怎样地才算“传清楚”？
二〇〇六年初，木心作品的简体版面世了，零零星星的美誉、好意、热心语，夹着各种酸话、冷话、风凉话，陆陆续续传过来。我久在泥沼，受之无妨，但那几年老人尚在世，他开罪了谁吗？二〇一一年冬，木心死。二〇一二年秋，《文学回忆录》全部录入，重读他以上这些话，我心想：这污浊的空间，“传”得“清楚”吗？而当年的木心居然相信“传清楚”了，便是善道，便得太平。
老头子还是太天真。纽约听的课，北京出的书，世道一变，语境大异，我得“学坏”才行。诚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一横心，将这部分文字全部剔除了。
然而新的麻烦，须得收拾：全书九十多课抽去两万多字，便有九堂课的内容骤然减半（其中，两堂课全时讲述木心的作品）。为了版面的齐整均衡，我还得煞费苦心，将九堂课上半节谈论的内容（萨特呀、加缪呀、新小说派呀）挪移、衔接、拼合，既经压缩，课目的数序也随之篡改而减少。诸位明鉴：《文学回忆录》下册，便是这样地被我挖去一块，哪位读者的法眼，看出来么？
此即木心留下的麻烦，也是我自找的麻烦——以上交代，亦属小小的麻烦。
我从木心学到什么？其一，是他念兹在兹的“耐心”，虽则跟他比，我还是性急。当初，他延宕四年方始谈论自己；如今，我静观三载这才公布他的夫子自道。老头子知道了，什么表情呢？我真希望他一机灵，说：“倒也是个办法。”但这办法并非“传清楚”，而是，索性抹掉它、存起来、等着瞧。
我等到什么、瞧见什么呢？很简单：感谢读者。
迄今我不确知多少人读过《文学回忆录》，多少人果真爱读而受益：这不是我能估测、我该评断之事。然而风中仿佛自有消息，三年过去了，近时我忽而对自己说：“行了。这份私房话的私房话，可以传出去了。”年初编辑第三期木心纪念专号，我摘出听他讲述《九月初九》的笔录，作为开篇，“以飨读者”，随即和责编曹凌志君达成共识：过了年，出版这本书。
有谁经手过这等个案么？我的心事放下了。木心的顾忌、处境，长久影响了我，以至临事多虑，留一手：这是何苦呢？所幸木心讲了他要讲的，我传了我能传的，此刻想想，还是因为读者——包括时间。
诸位，我不想夸张《文学回忆录》的影响。如今的书市与讯息场，一本书、一席话，能改变读者吗？难说。而读者却能改变作者的。木心的夫子自道，只为一屋子听课生的再三聒噪；我发布五册笔录，乃因追思会上向我恳请的逾百位读者——虽然，我不是《文学回忆录》的作者——此刻全文公布这份“补遗”，说来说去，也还是因为顾念读者。读者的从无到有、由少而渐多，谁做主呢？时间。我所等候的三年，其实是木心的一辈子，他的远虑，远及他的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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