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时代的关系是因为“我”吗？太奇怪了。我哪里能代表时代。我认识他之前，他也有亲近的朋友。一个人不和时代玩，但不会不和人交往。
《新周刊》：木心太难界定，我们曾想过一个说法——木心，一个人的中国。或一个人的中国腔。
陈丹青：为什么要“界定”木心？你怎么界定？你界定了，就了解木心，就把他摆平了么？
“一个人的中国”，这就是我们时代的语言：大字眼。
《新周刊》：我们的语境发生了问题？
陈丹青：密密麻麻的问题。如果觉得木心有问题，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不过，照木心的说法，“问题大到了好像没有问题”。
《新周刊》：我们在谈木心时，想寻找他的一个镜像，他在这个时代的对立面。找到一个关键词——粗糙感。同这个时代的粗糙感对照，木心算是精致的吗？
陈丹青：他精致，我们粗糙？不是这样的。我们如果试着不粗糙，就精致了吗——其实是贫薄、单一、匮乏、混乱。这时忽然出现木心，于是我们想到“粗糙”。“粗糙”，只是文字现象，或指粗陋的生活品质。但说木心“精致”，也没有说出他。我刚认识他时，他就说，做艺术家，做文人，要有点“草莽气”，不然不会有出息。很久我才明白他的意思。他不和官方文艺人来往，可是有草根朋友。要说粗糙，则他顶顶佩服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说陀氏写得“毛毛糙糙”，简直“望粗兴叹”！
《新周刊》：我们现在必须打破这个状况，木心是木心，我们是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木心永远会被这个时代孤立的。他真的和我们这个时代格格不入。这里面能不能建立某一种联系，一种共性？
陈丹青：“打破这个状况”也是套话。何况你怎么打破？打破得了吗？打破了又怎样？
木心被时代孤立，那就被时代孤立吧。那是他的选择，求仁得仁。
固然，没有这六十年的一切，我们本来和木心在分享一个大语境，或许会有争议，好比胡适与林琴南、鲁迅和梁实秋，打打笔仗。
现在《文学回忆录》出版了，有一个读者就好啊。木心不是写给群众看的，他写给一个人一个人看。
《新周刊》：对。我们怎样去寻找到一个通道，能够让木心更加顺畅地进入到读者群体，大家接受起来更容易？比如我们刚才谈到时代是时代，木心是木心，完全隔离。我们要是换一种思路，有没有共性，比如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愿意谈论艺术，都愿意去爱。
陈丹青：不要把木心说成另外一个物种，好像他活在云端里——什么高人啊，超逸啊，博学高贵啊，遗世独立啊——还是我们的话语习惯，动辄大字眼，喜欢夸张，急于定性。把木心说成仙人，或对他冷漠，其实是同一种思维。
你要是听他话家常，谈小市民、乡下人，谈单位里弄堂里的鸡毛蒜皮，谈怎样做菜，穿衣，怎样调情，你会发现就像他自己说的：“我是个健康的老头子。”
他和我们都用汉语写作。陈村说，用汉语写作的人，应该读读他。结果倒是许多八〇后九〇后读起来了，未必懂，但愿意读。追思会上好几位青年说，汉语好像就该是这样的。年轻人不一定讲得出道理，可是好的汉语，对的汉语，自有说服力。许多八〇后告诉我，他们不读五〇后六〇后写的任何东西。
木心不和时代玩，但他的文句会和各种人玩，只要你愿意。最近我得到一些青年读者回应，说读了他讲文学课，开心死了，从头到尾狂笑，疯了。我相信。八十年代我们与他通宵聊天，他常把大家逗得狂笑，跌到椅子下面去，爬起来坐坐好，他又来一句，又笑倒。
木心很调皮的。他见生人，人家要是不知道他画画写作，他根本不谈文艺，目光炯炯地沉默着，装得什么都不懂。
《新周刊》：这个通道能不能建立起来？木心是一个离我们很近的人，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人。
陈丹青：他没在说外国话。我们读不懂他，看他不起，是我们离开自己，离开本该如是的状况，太远了。
《新周刊》：我们还没有成为应该是的那个自己，已经成为了另一种自己了。这样说有些沮丧。
陈丹青：我感激他，自从我认识木心，沮丧被唤醒了，从此我开始改变。
《新周刊》：到现在，五十多年过去了，就是觉得我们这个文坛和木心还是没有对话。
陈丹青：没有，起码的交集都没有——为什么非要对话？木心也从来不和“我们这个文坛”对话呀。
《新周刊》：我问过很多作家，对木心怎么看。他们似乎都是不屑一顾。如果他们了解木心，仍然视而不见，那就是另一个概念了。
陈丹青：对，不屑一顾。八十年代在纽约，我傻乎乎跟人说木心，带去见他，后来发现好多人心里看不起他，包括我的朋友，现在还是一样。人会佩服他的才智，但心底里觉得这老头没成功，没名气，没被承认。他们看得起陈逸飞之类，看得起成功成名、有靠山有势力的人——他们那是看不起自己呀。
《新周刊》：是否因为文人相轻？你的文章不如我的？
陈丹青：如果是文人相轻的生态，你骂我，我贬你，那可好极了，那是人性的常态。现在不这样。现在是不吱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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