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看见布告，没跟家里说，他的眼睛都哭肿了。他把起尸体的担架绑好，上边铺一个老蓝色的褥子，还有一块白布，准备给爹包头。执行枪毙的前一天，俺听见二哥在担架边上抱头哭：“谁能帮帮我？我要是能替爹死，我死了也行。”
也是在这天，四邻八乡男男女女三百多人来到章缝区政府。他们的年纪都在五十岁以上，跪在区政府门口，异口同音说：“俺是来保姜清车的，他是好人！你们今天得把姜清车放了，你们不放人，俺不走！”
区长出来了，区长说：“乡亲们，你们先回去。我得给省里去电报请示，电报回来，我就放人。明天枪毙的，就没姜清车了。我们看出来了，姜清车是好人，要不是好人，他儿子就是磕头请，也请不来这么多人。”
十多天后，爹给放回来，那时候叫“居保外押”，就是老百姓监督。
一九四九年秋天，俺们从济南搬回来，地都分完了，九口人只有六亩多地。一家九口得吃饭，五十多岁的爹开始学种地。俺家有十亩碱地，他们没分，以前这十亩地种啥都不长。几年前，二哥在地里楔上林柳，林柳楔得一趟一趟的，可直溜了。以后，年年秋后收林柳，砍回来晒干当烧柴。爹想在碱地上种庄稼，他天天推着木头轱辘小车，去刨林柳疙瘩。刨了一冬天，林柳疙瘩刨完了。
爹从秋天积肥，他积的肥叫“绿肥”，跟别人积肥不一样。俺家门前有个现成的坑，爹把拾来的粪倒里面，扫院子的土也倒里面。牛不吃的杂草，爹整回来剁碎倒坑里。邻居的碎柴火末子，也倒在坑边上。山东不冷，粪坑发热不上冻，沤上一秋一冬，沤好了。到了春天，“绿肥”一车一车往地里拉。
该种地了，俺家没车马，邻居都说：“家里的车马，你随便用。”爹在碱地上种小麦，割完小麦，种地瓜、黄豆。不知是林柳拔走了碱，还是“绿肥”好，碱地的收成和那六亩地一样好。
后来，爹照着书本种瓜。邻居说爹种瓜有一套，他想让哪个枝上结瓜，哪个枝上就结瓜。爹种的西瓜都长到三十多斤，有个西瓜王长到五十八斤。瓜地罢园了，爹用自行车把瓜王推回家，他从瓜根打开，用勺子往外舀瓜瓤，舀到碗里当粥喝，又沙又甜。瓜太大了，爹出去，找了几个邻居帮着吃。大伙儿都说，长这么大，没吃过这样的好西瓜。
俺给爹看了一夏天瓜园，收秋了回婆家，爹送俺两个大甜瓜，一个都八斤多，那是西瓜趟子里种的晚瓜。打开瓜一看，瓜肉红到皮，瓤很小，切开一溜一溜的，像西瓜。公公婆婆都说，活了五十多岁，没吃过这样好吃的甜瓜。后来成立生产队，爹年年上瓜地，成了种瓜能手。
一来运动，生产队干部就把爹送到章缝公社，跟公社领导讲俺爹的所作所为，那些领导对爹都挺好，跟爹说：“你就在这儿学习吧。”他们拿报纸叫他看，给他笔叫他写检查，从八岁写起。
百时屯的工作组总换人，有人问起：“姜清车呢？”
生产队干部就说：“送到公社去了。”
问到公社，公社的人就说：“写检查呢。”或者说：“看报纸学习呢。”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爹扫过大街，参加过一次批斗会，别人挨打挨批，没人对他咋的。
娘去世以后，三哥三嫂把爹接到黑龙江省通北林业局前锋林场。在百时屯大嫂二嫂都孝顺，到了林场三嫂也孝顺。林场的人都尊敬爹，春节前排队找他写春联，一写就写好几天，爹在那儿生活得很开心。一九八二年农历十一月，爹八十岁那年去世。
三哥是林场职工，无职无权，但大伙儿都说：“这老爷子人好，咱得好好送他。”
为了爹的丧事，林场停工三天，男的搭灵棚、买菜，女的扎花圈、蒸馒头，灵棚两边挂幛子，邻居送的幛子挂了十多米远。
丧事过后，三嫂拿出爹的小包让俺看，里面的衣服叠得板板正正，有个背心后背都碎了，还干干净净的。三嫂说，爹自己洗衣服，冬天他起来点炉子，要是有现成的饭菜，他就把饭菜热好，等着他们起来。
人多地少，俺家最难的时候，爹说过几句话，一句是：“人在困难的时候，不要向困难低头。要多动脑子去想，想出好办法，去解决困难。”
俺问：“要是想不出好办法呢？”
爹说：“那就得把心放宽。”
他还说：“不可挽回的事，不要去多想它。”
俺问：“啥是不可挽回的事？”
当时在饭桌上，爹举着碗说：“就好比这个好看的碗打了，你再心疼，它也长不上去了。”
那时候小，这些话俺不懂。后来懂了，俺也这样告诉孩子。
二哥
俺二哥姜士魁十一岁订婚，十四岁结婚。娘给儿子找媳妇，要父母双全的，不要老绝户的闺女。订婚的时候，二嫂有爹，有弟弟。土匪刘克七的人进庄，见人就杀，杀了二嫂的爹，二嫂的弟弟出天花也死了。娘说：“这就是命，命该如此。”
二哥一九四二年农历十一月结婚，那时候爹是五区区长，喇叭吹了三天，可热闹了。送亲的人回去说，这个女婿有点儿傻。二嫂三天回门，她娘偷着问：“你女婿傻不？”二嫂说：“可别听他们的，他可不傻。”
二哥听说岳父家那边人说他傻，春节串新门那天，他特意往两个袖子里装了四个馒头。到了岳父家门口，马车停了，有接亲的，有看新女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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