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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102)

  罗尔纲先生近年回忆说,胡适在1931年“九一八”前夕,在景山看故宫,沉痛地说,“东北情况严重,如果当年冯玉祥不把溥仪驱逐出宫,今天北京不知怎样了”,然后就承认自己当年反对此事的做法是错误的。[19]这个回忆,恐怕有些误差。称宣统帝之名而在“逐”前加“驱”这样的字,不太合民国十几年时胡适的说话习惯,倒更像是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知识分子的口吻,应非原话,可不必用引号。而且,溥仪的去东北,是在“九一八”后的事,并且那事是秘密进行的。即使报纸那时已先在谈论此事,到底溥仪是否会去东北,在“九一八”之前并不能肯定(那时连“九一八”是否会有都不知道)。以胡适讲究证据的习惯和不十分喜欢承认错误的性格,怎么会在事发之前就凭预感——假如真有的话——做出这样先知式的负面判断呢?

  反之,如果胡适在对罗先生说完对东北的忧虑后,指出当年若冯玉祥不把溥仪驱逐出宫,今天北京的情形“当更可为”,恐怕还合乎逻辑一些,也更符合胡适对大部分人都主张尽量争取的一贯思想。罗先生希望为胡适留一个更“完美”形象的美意,甚可感;但在此心态之下的晚年回忆,恐未必准确。胡适这样的特立独行之士,正是不要事事都与人一致;这样的胡适,或不完美,却更完整。他那时的“率性”,也还不止此。

  三 礼教与少年心

  由于胡适平时“作圣”的功夫很深,一般人并不真知胡适其人。他曾自我描绘说:“我受感情和想象的冲动大于受理论的影响。此是外人不易知道的。因为我行的事,做的文章,表现上都像是偏重理性知识方面的,其实我自己知道很不如此。我是一个富于感情和想象力的人,但我不屑表示我的感情,又颇使想象力略成系统。”而且,“我虽可以过规矩的生活……虽平时偏向庄重的生活,但我能放肆我自己”,有时也能过很快活与放浪的生活。这一层“外人很少知道的。我没有嗜好则已,若有嗜好,必沉溺很深。我自知可以大好色,可以大赌”。不过,也要不时“率性”的胡适认为,这些别人不知的真性格,“有时我自己觉得也是一点长处”。实际上,胡适“最恨的是平凡,是中庸”。[20]只有认识到胡适的这一面,才能理解下面一段胡适的“率性”经历。

  1923年10月11日,正在杭州养病的胡适向来访的徐志摩出示其烟霞洞杂诗。徐似有所感,于是“问尚有匿而不宣者否?适之赧然曰有。然未敢宣,似有所顾忌”。两天后,二人再次长谈,“谈读书谈诗谈友情谈爱谈恋”,“无所不至”。这一回,匿而不宣的诗也出示了。徐氏读后下一断语:“凡适之诗前有序后有跋者,皆可疑,皆将来本传索引资料。”[21]胡适自称是讲究“诗的经验主义”的,主张“做梦尚且要经验作底子,何况作诗”。他的诗正像他的梦:“都是平常经验,都是平常形象,偶然涌到梦中来,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梦与诗》)[22]所以,胡诗的冰山下面,正隐藏着他生活的经历,可惜徐志摩那段重要的启示,并未受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周策纵先生曾说,胡适个性“太冷静”,故他写诗多是在发宣言,有意见要发表,“而不是由情感冲激而成,也就不能以情移人”。这是不错的。胡适做诗既然以经验为底子,又主张以作文的方法做诗,故其诗多平淡无余味。唯有他的爱情诗,因为那经验的底子就是动感情的,故写出来也分外动人,与其他诗大不相同。换言之,当胡适的诗确由“情感冲激而成”时,也是相当能“以情移人”的。不过周先生终是胡适诗的一个真正解人。他看出胡适在其涉及爱情的诗中努力用理智道义来约束纯粹的情欲,所以“他诗中所写的爱情多已遭理性约束”。胡适的“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一诗“固然是他对自己约束自由恋爱的一种解说,我看他内心还有时难免有一些‘烦恼竟难逃’的”。[23]胡适在自解之时,是在“作圣”,但这也未必就掩盖得了他内心的烦恼,所以总会有以“率性”为爆发之时。徐志摩目睹的情景,就是这样一次“率性”。

  那位使胡适做诗而不敢宣者,就是曹珮声,小名娟,学名诚英,是胡适三嫂的同父异母妹妹。曹约小胡适十岁,胡适与江冬秀结婚时,曹是伴娘之一,胡适自己一向称为珮声表妹。珮声曾嫁上庄胡冠英,在其兄曹诚克支持下于1920年到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其时参与编《安徽旅浙学会报》。1921年5月5日胡适日记中有珮声为该报乞序,胡允之。同日记载当时戏曲名家吴梅著有白话《聊斋》,也向胡适乞序,却不允。亲疏可辨。1922年冬,曹的夫家以其结婚三年无子,给胡冠英娶妾,结果次年春珮声即与胡冠英离婚。1923年胡适到杭州养病,再见曹珮声,遂有一段挚热的爱情生活,近年才渐为人所知。[24]

  胡适一生,尝试过与发妻江冬秀那“名分所造的爱情”;也尝试过与陈衡哲的“高洁之友谊”;与曹珮声这一段,则是他晚年为人书写条幅最爱写的“山风吹不散的心头人影”。那段“高洁之友谊”,学者多有争议,也有不少误解,本节不拟涉及。但后一段胡适爱情生活的高潮,则与他那“名分所造的爱情”不是十分成功有关,所以不得不简单论及。

  诚如一般所见,胡适与江冬秀的婚事是相当勉强的。他自己说:“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25]1914年,胡适得家中照片,冬秀也在其中。有诗记之。里面说到“图左立冬秀,朴素真吾妇”;然后一面对久未归娶致歉,也再次承诺“归来会有期,与君老畦亩”。在描绘了一幅“辟园可十丈,种菜亦种韭;我当授君读,君为我具酒”的田园诗后,胡适点明这一切的“真趣”都在于“可以寿吾母”。[26]这首被许多人引用来证明胡与江情意的诗中,有关冬秀部分的总纲就是这一句,正可为前面那句话做注脚。其实无非是一种“由分生情意”的心境写照;“分定”之后,只好以“宁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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