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老师杜威即是在这种思想环境中形成并发展了他的注重社会作用的自由主义思想。他在霍普金斯大学读书期间曾服膺当时流行于美国的理想主义，并深受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不过杜威在社会有机论方面比斯氏走得更远。同时杜威更身受1880年前后美国的“返向人民”（Back to the People）运动的直接影响。这实际是个国际性的运动，其主要表现是知识人开始关注下层人民特别是工人农民的生活。霍布豪斯在英国也参与这一运动并曾到民间去组织农业工人。此运动在美国风行时杜威正在密西根大学任教（1884—1894），那时影响杜威最大的是名记者福特（Franklin Ford）。福特特别强调关注具体的社会问题。在福特的感召下，杜威在1892年时曾计划出版一份报纸，专论哲学可运用于社会，并可提供“科学地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此举在当地曾引起轰动，后来报纸未能出版，但杜威本人以后终成为自由派刊物《新共和》的重要撰稿人。而从哲学角度关注社会问题乃成为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一大特色。[33]
19世纪末的美国在理想主义的流风所被之下，实用主义在詹姆士手里并不盛行。更因美国理想主义与清教的联系，讲究理论框框和词句的紧密结构到19、20世纪之交已成学人思想上的重负，颇类中国理学在王阳明之前的状况，这是实用主义得以成为显学的大背景。但由于詹姆士较重个人主义，又不喜欢任何系统的概念，更特别强调自由意志，这些均对实用主义的通行有所妨碍。只是到了杜威手里，实用主义的社会含义和工具性才凸显出来。盖实用主义一旦进入社会政治领域，即将理论研讨转向具体的问题。
实用主义从个人主义向社会问题移动，恰与边沁的功利主义在美国进步运动中“复苏”同时。[34]一方面，实用主义的工具性和从纯理论探讨中的解放使美国自由主义者可在讨论解决社会问题时不拘泥于“主义”。另一方面，以功利为检验标准亦可以给国家或公领域的正面干预提供依据。再加上社会主义传承的新教道义感召力，美国自由主义到杜威手里已完成了向主张国家干预的现代自由主义的转变。
事实上杜威等人确实主张一种计划性和社会福利化的制度，因为这既便于管理，也更能加速国家的进步（即对大多数人更具功利）。这种主张有时已超过霍布豪斯的观念而更近于费边社会主义，所以有人也认为美国现代自由主义是费边式自由主义。所不同的是从霍布豪斯到费边派都主张一种自下而上的大众制度，而杜威等人则主张将一些主要的决策由私领域或党派政治的战场转移到某些可以代表人民利益的精英国家计划者手中，以设计一套靠税收支持的社会计划来打破贫穷、无知和疾病的锁链。
由于美国本无贵族，自由主义一开始就是正统，美国自由主义知识人均得以在名大学任教、往来于上流社会之中。所以在看上去较平等的美国，自由主义知识人虽然关注大众，却不能认同于大众。反观英国，费边社诸人多是记者文人一类，很难被既存上流社会接纳，于是不得不往权势圈外寻求影响，路数又大不一样。[35]
明白了英美自由主义从经典到现代的发展，特别是其在转型期与社会主义的思想关联，我们对自由主义者胡适的向往社会主义，就较易理解了。胡适所服膺的自由主义，正是杜威所代表的美国式现代自由主义。[36]其与社会主义的容易相通，可从以上讨论略见端倪。但容易相通不必一定相通，胡适本人对社会主义的赞颂和向往，主要还是受中国当时的文化思想环境及个人的心路取向所左右。
三 社会主义对中国士人的吸引力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成为显学，中外已有众多的研究，本文不能一一申述。前面已提到，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在反传统或反既存权势方面，在英国和中国都是相通的。社会主义在19、20世纪之交时对英美自由主义者的吸引力，主要是其正面的道德诉求。其对中国士人的吸引力，也不例外。社会主义从新教平等理想发展出来的经济平等思想，最合于中国传统的均富观念。同时，社会主义强调公领域对私领域的干预作用以期达到国家的最快发展这种观念，也极易为贫弱中国的知识人所接受。
但是社会主义对中国士人的吸引力同时还在于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资本主义自民初以来在中国知识人中长期不得人心的状况其实也超出我们一般认知的程度。明清以降，士农工商的分等或早已渐变为士商工农，大量关于商的专书的出现早已不知多少倍于农书。但士对商的轻视仍长期存在。资本主义和资本家均是外来新名词，其与中国传统概念最相近的是商与商人。所以，在士人潜意识那安身立命之处，资本主义可说是先天的不逗人爱。这在前述“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即使在后来各方的观点都极明确，分歧也凸显出来之后，梁启超在1927年还特别声明：“你们别以为我反对共产，便是赞成资本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利害。我所论断现代的经济病态和共产同一的‘脉论’，但我确信这个病非共产那剂药所能医的。”[37]梁氏这段话，最能反映彼时各派思想的异同。[38]
资本主义的不得人心，从反面增加了其批判者社会主义的吸引力。而且中国思想界的激进化有增无减，也是社会主义能风行的土壤。萧纯锦描述当时的情景是“愈激烈愈足以耸观听。而愈不近人情，则愈见其为独到者。今日国内之谈社会主义者，即大率类此”。[39]萧氏的观察若去掉其情绪化的部分，大体是可靠的。实际上，如前所述，在当时的中国，不仅社会主义，除资本主义外的其他各种“主义”，也都甚有活力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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