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Schults，English Liberalism and the State，p.97；亦参见杜威长期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人文教授合编的教材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 in the West：A Source Book，2nd ed.，1954，vol. 2，pp.1012-1013.
[26] 参见Frank Bourgin，The Great Challenge：The Myth of Laissez-Faire in the Early Republic，New York，1989；Arthur M. 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Boston，1986，chapter 9.
[27] Richard Hofstandter，The Age of Reform，New York，1955，pp.12-14.
[28] Peter Steinfels，The Neo-Conservatives：The Men Who Are Changing America’s Politics，New York，1979，pp.2-4，16-17；余英时师在其《激进与保守》中对美国以自由主义居中的激进与保守有扼要中肯的分析，参见191—193页。
[29] Hofstandter，The Age of Reform，pp.13，60-61，260-261；Williams，Keywords，pp.150，205，210.
[30] Hofstandter，The Age of Reform，pp.22-59，62-64.
[31] Willard Wolfe，From Radicalism to Socialism，New Haven，1975；Stanley Pierson，Marxism and the Origins of British Socialism，Ithaca，1973.
[32] 关于19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与美国自由主义的关系，特别是美国知识分子何以回归自由主义，参见Dorothy Ross，“Socialism and American Liberalism：Academic Social Thought in the 1880s，” Perspectives in America History，XI（1977-78），pp.5-79，威尔逊的话引在该文71页。
[33] 参见Lewis Feuer，“John Dewey and the Back to People Movement in American Though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20（1959），pp.545-568.
[34] Rodgers，Contested Truths，pp.187-193.
[35] Ross，“Socialism and American Liberalism，” pp.45-61；Ralph H. Gabriel，with Robert H. Walker，The Course of American Democratic Thought，3rd ed.，New York，1986，pp.347-350；Stow Persons，American Mind：A History of Ideas，New York，1958，pp.394-407.
[36] 关于胡适与杜威哲学的关系，余英时师有清晰而持平的分析，见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37—45页。
[37] 《梁启超给孩子们书》（1927年5月5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130—1131页。
[38] 要到20世纪50年代，在台湾的自由主义者才开始给资本主义正名，并逐渐放弃“经济平等”和“政治民主”可以鱼与熊掌兼得的理想，得出“政治民主重于经济平等”（殷海光语）的结论。本章开始所引胡适的讲话，就是这一“思想转弯”的一部分。可参看张忠栋《胡适与殷海光》，《台大文史哲学报》第37期，1989年12月，第130—138页。
[39] 萧纯锦：《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学衡》第1卷第1期，1922年1月，第1页（文页）。
[40] 卢永祥事见《银行周报》第11卷第39号，1924年10月7日，第33页。
[41] 周作人：《谈虎集·外行的按语》，《周作人全集》第1册，台北：蓝灯文化公司，1992，第284—286页。
[42] Bertrand Russell，The Problem of China，New York：Century，1922，p.235.
[43] Chow，The May Fourth Movement，chapter 9.
[44] 胡适日记，1914年7月12日。
[45] 胡适日记，1914年9月13日。
[46] 胡适日记，1917年2月21日。
[47] 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53—59页。
[48] 贾祖麟：《胡适》，第295页。
[49] 《胡适文存》二集卷一，第31—42页。
[50] 本段与下段，《胡适文选》，1953年台北年重印本，第115—116页。
[51] 关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参见Min-ling Yu，“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1925-1930，” Ph.D. Dissertation，New York University，1995.
[52] 我曾就此问题请教过专门研究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余敏玲教授，她说未见关于此事的俄文记录。胡适日记中提到积极参与谈话的学生如蔡和森、刘伯坚等皆中共党员，以中共和苏联方面对此事的重视（详后），我猜想当年应有某种形式的记录或报告，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搜寻。
[53] 胡适当年游俄时的日记不知为何没有收入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的《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后由耿云志先生设法找到并整理刊发在他主编的《胡适研究丛刊》第2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上，现已纳入曹伯言整理的《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以下径引书名）。
[54] 毛以亨：《俄蒙回忆录》，台北：水芙蓉出版社，1983，第166页。
[55] 汪菊农：《胡适二三事》，《胡适研究丛录》，第20页。
[56] 本段与以下数段，《胡适日记全编》第4册，1926年7月29、31日，8月1日，第235—238页。
[57] 两位叙述者各自的立场值得注意，毛时在海外，基本倾向于胡适一边；仍在大陆的汪则大致站在中山大学学生一边，惟其与胡适有个人关系，也颇注意不把胡适“讲坏”。（朱熹曾说：“屈原之赋，不甚怨君，却被后人讲坏”。转引自章学诚《史考摘录》，收入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339页）
[58] 关于胡适对苏俄的赞颂，参其《欧游道中寄书》（1926年），《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73—90页。
[59] 胡适：《国际的中国》（1922年10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128页a-i。
[60] 恽代英：《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原载《广东青年》第4期，1926年6月30日，收入《恽代英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8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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