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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128)

  胡适回国初抵上海,即在他住的沧洲饭店与吴稚晖“大谈”。恰值老友胡明复等来探望,知吴在内,坚不肯入。他们对胡适说是不想打断吴的谈话,但也很可能是避而不见那时正支持“清党”杀人的吴氏。那次的谈话,胡适在后来责备吴“以理杀人”时仍“至今不忘”。而所谈的内容包括吴氏自己真能不要钱,故“最痛恨一般少年人因金钱而不惜作杀人放火的事”,大约总与解释吴何以会支持“清党”有关。后来胡适也曾出席蒋介石的婚礼(可能是因为与宋子文的关系,但仍是一种姿态),并见到吴稚晖,聆听了吴对蒋的吹捧。[22]

  胡适回国约一个月后,负责国民党宣传工作的胡汉民即邀他去南京面谈,胡适以私事未及安顿婉辞。[23]在那年7月与蔡元培的一次谈话中,胡适正式向新朝进言,提出开“约法会议”的主张。他建议“根据中山的《革命方略》所谓训政时期的约法,请三四十个人(学者之外,加党、政、军事有经验声望的人)起草,为国家大政立一根本计画,以代替近年来七拼八凑的方法与组织”。[24]这大约是胡适最郑重地向国民党提出的带根本性的建议,虽然理想意味十足,但颇能体现胡适愿为新朝出力的心愿。不过,对“党国”实际政治更具“了解之同情”的蔡元培,很可能根本未将此提议转达实际当权者。

  在与另一个前北大学生罗家伦(字志希)的谈话和书信中,胡适认为“国民党今日尚没有公认的中心思想”(实际有没有是另一回事,至少没有胡适所希望的那种中心思想)。但他仍对新当政的国民党寄予厚望,他希望罗家伦“趁此大改革的机会”,提议由政府规定公文都用国语。胡适说:“此事我等了十年,至今始有实行的希望。若今日的革命政府尚不能行此事,若罗志希尚不能提议此事,我就真要失望了。稚晖、孑民、介石、展堂诸公当能赞助此事。此亦是新国规模之大者,千万勿以为迂远而不为。”[25]从“大改革的机会”“新国规模”等用语及将蒋介石、胡汉民与蔡、吴并列为“当能赞助”新文化运动的目标之一的国语这些思路看,胡适此时对国民党所望甚殷,态度是正面的,且非常积极。

  然而,高梦旦所说的“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并非无稽之谈。北方固然在其管辖境内以捕杀教授学生的方式“讨赤”,但主要发生在北京,规模其实不算太大。在南方,先是出现了两湖地区工农运动的“过火”,被当时一些中外人士认为是“赤色恐怖”;而随后出现的“清党”运动,大量的青年学生在此运动中丧生,被中外人士认为是更可怕的“白色恐怖”。主张反共的美国记者索克思就公开说南京等地“清党”造成的“白色恐怖”更甚于两湖的“赤色恐怖”。[26]周作人当时即指出,“清党”的实质就是“以思想杀人”,这是他“所觉得最可恐怖的”。[27]“恐怖”二字的频繁出现,的确揭示了那时许多人对“清党”的当下观感。

  胡适除晚年提到他当年曾对“清党”的南京政府表“同情”外,几乎从未对“清党”发表过公开的正式评论,他当时的真正想法只能从其既存的日记和书信中钩索。不过,当时许多趋新的知识精英,特别是在对其他事件的态度上长期与胡适相近的一些人(如《现代评论》的作者、周作人等通常持“温和”态度者以及像吴稚晖这样的当事人)对“清党”的观感,或者对认识和了解胡适看法的形成与转变有所帮助。

  这些人的观感与胡适未必会相同,但他们的观念向为胡适所重视,他们的书信和公开发表的言论必然引起胡适的关注,因而也就会造成某种程度的“反应”(可以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因此,下文在讨论胡适对“清党”的反应时适当增加一些其他知识精英的观感,希望通过部分重建当时的语境来增进对胡适这一文本的理解。

  三 “白色恐怖”的刺激

  对不少趋新知识人来说,更使他们痛苦的毋宁是在新旧之争中的南方新派杀起人来不仅不比旧派的北洋军阀差,而且更有过之。周作人说,过去“普通总觉得南京与北京有点不同”,但许多“青年朋友的横死”,而且大都不是死于战场,却是“从国民党里被清出而枪毙或斩决”,即“死在所谓最正大的清党运动里”,显然提示着南京不仅与北京没有多大不同,在杀人上恐怕还胜过北京。《现代评论》一位署名“英子”的作者说:湘鄂因土豪劣绅之名杀人,北方以三民主义之名杀人,南京以共产党之名杀人,实际上都是“为了政见不同的杀人而杀人”,结果是“湘鄂愈杀反共产人,苏粤也愈杀共产党人”。[28]

  周作人认为,那时“统一思想的棒喝主义”正弥漫中国,这比“守旧复古”更加“反动”。北方的“讨赤”固然属于“棒喝主义”,南方的“清党”亦然,“因为它所问的不是行为罪而是思想罪”。对周氏这样的新文化人而言,“新派”在负面行为即“以思想杀人”方面超过旧派,隐喻着中国的没有希望(即“新的”中国实际也将是“旧”的,而且更“旧”),这是最令他们痛苦的。略带讽刺意味的是,当在总体上属于新派的国民党也大肆杀人之时,许多反传统的新派人竟不约而同想起了孔孟之道。周作人和《现代评论》那位署名“英子”的作者,都想起了孟子的名言:要使天下“定于一”,则只有“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周作人说:“这句老生常谈,到现在还同样地有用。”英子则说:“这是一句好象极迂阔的话,可是我们希望革命首领们不要忘记了它。”[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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