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会场上虽然“十分忍耐”而“不与计较”，实则至为不快，回来即写一信致吴，自称“不很明白今日所谓‘革命’是怎样一回事，所以也就不很明白‘反革命’是怎样一回事”；要吴氏“顾念一点旧交情”，指示他犯了《反革命治罪条例》的第几条。此信语气不太平和，终未寄发。但胡对吴的观感已甚不好。不久，南京的《民生报》（成舍我办）发表“北平市民大会”主张通缉“反革命罪魁”的电报，除段祺瑞等北洋当局者外，“附逆党徒”基本为“东吉祥系”人，而第一名就是胡适。胡适得知此事即请在南京做官的老友朱经农调查，并怀疑是吴稚晖在“背后玩把戏”。[49]可见那时吴稚晖在胡适心里信誉已差到什么程度。
同时，胡适在6月15日会后当即给蔡元培连信辞职，宣布“此意十分坚决，绝无可挽回”。蔡也连函挽留，说对胡的辞职“并未默许，仍请继续担任”。胡适的第三封辞职信说，不管蔡批准与否，日后他“决不会再列席这种会”。他在此信中指责“吴先生口口声声说最大的危险是蜀洛党争，然而他说的话无一句不是党派的话”。胡适自称：“我虽没有党派，却不能不分个是非。我看不惯这种只认朋友，不问是非的行为，故决计避去了。”由于胡适辞意甚坚，为此先后共致蔡五信，此事终以准辞了结。[50]
不过，胡适一向主张君子绝交不出恶声，所以虽然辞去了大学院的职务，且对许多知识人“迎头赶上去”的行为甚觉不齿，也还没有立即公开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文字。但是，胡适的自由主义立场不久终使他与其一度试图认同的国民革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国民党要“党化”一切的政策使他越来越不能忍受，他很快就因此而打破了沉默，出面做新政权的“诤友”。
实际上，“性好发表意见”的胡适以“当世明哲”的身份，对当下进行中的“党化政治”不出恶声也不太可能。前面说过，当胡适在上海演说人力车不文明时，在北京的朋友周作人立即撰文质问胡适为什么看不到同样发生在上海的斩首也不很文明？胡适当然明白斩首更不“文明”，这个问题的答复其实只能指向一个方向。他既然以辞职的方式与国民党“绝交”，其“恶声”也呼之欲出了。
而担任“呼”这一角色的也不乏人。当时攻击国民党甚力的国家主义派就力促胡适站出来说话。《醒狮周报》第195期的一篇文章对胡适使用激将法，该刊从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因对蒋介石不敬而受辱一事，“联想”到刘的朋友和同乡胡适，并“听说胡先生近来实在忍不住，一定要办一种什么刊物来批评党国”。《醒狮》表面上还在劝胡适不必说话，因为“说得太软，有失胡先生的身份，只足以丧失自己的信用；说得太硬，又适足以取辱”。在国民党的党治之下，已成“不聋不哑，不做名流学者”的局面；该刊并暗讽专讲西方文明的胡适实行的仍是“东方文化的所谓‘明哲保身’”。这样处处紧逼，实是非要胡适出头不可。在上海的李璜也当面指责胡适“太胆小”。胡适不承认，自称“只是害羞，只是懒散”。但后来胡适不再“害羞”而开口“批评党国”时，旁观者即有人认为颇类《醒狮》的言论，可见国家主义派对胡适确有影响。[51]
从胡适的日记可以看出，他在1928年春已在搜集有关资料。3月间马伯援对他描绘的南京情景是“上焉者日日开会，下焉者分赃吃饭”，几天后更获悉国民党新政权中宋子文、孔祥熙等结伙卖缺，所得印象都不佳。4月初胡适到九江，试图在街上寻找“革命影响”，结果“除了几处青天白日旗之外”，只在“路上见两个剪了发的女子，这是两年前没有的”。新政的形象显然不能副其所望。同月高梦旦辞商务印书馆职，说该馆“只配摆小摊头，不配开大公司”。胡适认为“此语真说尽一切中国大组织的历史”，因为中国人历来善于人自为战，却“不能组织大规模的事业”。而“政党是大规模的组织，需要服从与纪律，故旧式的政党（如复社）与新式的政党（如国民党）都不能维持下去”。[52]可知他此时已认为国民党不能维持下去了。
有意思的是，一年前他正是以国民党学会了俄式组织方法、既能服从又有纪律而称赞国民革命。不过一年的时间，是国民党有本质的大变呢，还是胡适自己的观念变了？比较接近实际的大概是双方都已有些“非复当年”了。这在胡适，恐怕是个带质变性质的转折：国民党既然从学西方的典范变为与复社相类的传统中国式组织，则其已不可能为胡适所推崇。北伐尚未统一，胡适对国民党的观感已急转直下，到北伐获得名义上的统一后，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就更多是一个知识精英与当国之政党或中央政府的关系；胡适要维护国家的统一（因为只有那样“国际”的观感才比较好），其立场不能不朝着“进谏”的方向发展，在“诤臣”与“诤友”间徘徊。[53]
五 “诤臣”与“诤友”之间
1928年5月，胡适在光华大学的五四纪念会上演说，讲到五四运动的影响时，也提到对国民党的影响，他举例说孙中山的著作“多半是五四运动以后方有的”。这在胡适，还是承续以前将五四和国民党连接起来的取向，基本是出于好意。但在国民党人看来，恐怕就是对孙颇不敬了。当时国民党四中全会宣言说，学生体力不强、知识不广、经验不丰，不应当干涉政治。胡适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个“历史上的公式”，即“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腐败，没有代表民意的机关，干涉政治的责任一定落在少年的身上”。而且“这是在变态的国家里必然的趋势，禁止是不可能的”。他接着提出两个可以免除学生干涉政治的“希望”：一是希望政治早日走上轨道；二是希望知识高深、体力强健、经验丰富的中年出来把政治干好。这样，学生就可安心读书，当然不会干涉政治。[54]这次讲话语调尚温和，但已明确说国民党的政治尚未“走上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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