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5月中旬，胡适认定“上海的报纸都死了，被革命政府压死了。只有几个小报，偶然还说说老实话”。5月21日，他在中央大学宴请大学委员会委员时致词，自己认为是“说了几句不很客气的话”。在回忆了九年前北大与南京高师的对峙后，胡适说：“今者北大同人，死者死、杀者杀、逃者逃，北大久不为北大；而南高经过东大时期而成中央大学，经费较昔日北大多三倍有余，人才更为济济。我希望中央大学同人担北大所负之责，激烈的谋文化革新，为全国文化重心。”[55]这其实不过略有怨言，已算相当客气。不过在当时对新朝的一片颂歌声中，胡适的话虽不无捧的成分，到底也有几分不入耳的弦外之音。
1928年6月，胡汉民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他现在负责宣传，“还是治标之标，快要到治标之本了，却离治本两字相差甚远”。他自解说：“一个人太忙，就变了只有临时的冲动。比方当着整万人的演说场，除却不断不续的喊出许多口号之外，想讲几句有条理较为子细的话，恐怕也没有人要听罢？”胡汉民此话基本是写实，但胡适显然不满意。因为他不仅主张治本，就是政治，也主张有计划的政治，最不欣赏政治上“临时的冲动”。到7月，胡适即写成《名教》一文，说“中国已成了口号标语的世界”，而且这并非从苏俄学来，却是祖传的“道地的国货”，民间的任何“王阿毛”都能娴熟运用。他特别指出，虽然“党国领袖”视标语口号为“政治的武器”，但对一般的实际操作者，这也“不过是一种出气泄愤的法子”。[56]这正是针对着“临时的冲动”而言，但此文还比较客气，基本是着眼于思想文化。
9月初，在国民党名义上的统一全国已数月后，他仍认为当时中国实无一个中央政府，所以在那时谈分治合作正如他以前谈联省自治，都缺少这个基本条件。不过此时胡适与国民党还在若即若离的状态，他也希望各新兴的地方势力能“合力造成一个稳固而有威信的中央”。正在中山大学服务的傅斯年在那年8月13日给胡适的信对他当有些影响，傅认为：“改朝换代的时候，有些事实只可以改朝换代观之。不然，废约之论亦非‘君子相’也”。这个观念当然可以引申到对其他“非君子相”的事务的谅解。到年底，胡适“在南京观察政局”后，得出一时不会有大变动的结论。他认为“现政府虽不高明，但此外没有一个有力的反对派，故可幸存。若有一年苟安，中下的人才也许可以做出点事业”。这个观察的基础之一就是“外交上的成就”（指中美关税新约的签订）使地方实力派不敢破坏统一。同往常一样，胡适非常重视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态度和反应。[57]
尽管这个观察（特别是有关地方实力派的部分）颇具一厢情愿的理想，却较能体现胡适此时的心境。这样，他在息笔多年后，又重新开始“做政论”文章。其中一篇是《新年的好梦》，对“统一后的第一年”可望出现的“好现象”做些想象，他希望能有和平，更进而能裁兵，并因关税新约而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现铁路及收益国有（而非各地军人占有）、禁绝鸦片等，最后则梦想有“一点点言论出版的自由，偶然插一两句嘴，偶尔指点出一两处错误，偶尔诉一两桩痛苦”而已。[58]这个“一点点”确是胡适一贯的意思，但是到底多少算“一点点”或“偶尔”，恐怕双方的认知相当不一样。
胡适还有个关键的伏笔：虽然孙中山说政府是诸葛亮而国民是阿斗，“但在这以党治国的时候，我们老百姓却不配自命阿斗”，而是要做可以“赛过诸葛亮”的“臭皮匠”。其实胡适真正想要做的是有发言权而不干“实际政治”的新型诸葛亮，他根本就视南京诸公为阿斗，在他所做《名教》一文的手稿中，“现在的治国者”一语最初正是写作“许多‘阿斗’”，最足反映胡适的真意。但新当权的政府当然不能容忍被不论什么名义的人“赛过”，胡适的希望的确只能如他所说是“白昼做梦”罢了。
1929年春，胡适及一些在上海的留学英美学人结成一个松散而小型的组织平社，半论学半论政，定期讨论，并拟出《平报》以表述他们的观点。[59]但促使胡适公开表态的导火线则是1929年3月国民党上海市代表陈德徵在三全大会上提案，主张处置反革命分子不必经司法机关，只要党部定案即可交法院处置之。胡适“实在忍不住了”，即给司法院长王宠惠写信说，“近来国中怪象百出”，而陈之提案为“最可怪者”。他问身为“研究法律的专门学者”的王氏，“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哪一世纪哪一个文明民族曾经有这样一种办法，笔之于书，立为制度”？后来王宠惠复信说此案“并未提出，实已无形打销”，语尚平静。但胡适三十多年后的回忆则说“过去我和亮畴先生闹翻了”，可知此事在胡适心里并不那么平和。他以为，从前清到民初都能维持司法独立，“到了亮畴先生，他手下的两个人在上海的胡闹，把这个制度搞坏了，我很生气”。[60]
那时胡适已决定站出来说话，故将他的信交国闻通讯社送各报，却不能刊出，但陈的反攻文字倒先在报上出现了。陈不加掩饰地指出：在以“国民党治中国的今日，老实说，一切国家底最高根本法，都是根据于总理主要的遗教”。违反者“便是违反法律”，“便要处以国法。这是一定的道理，不容胡说博士来胡说”。这样的逼迫，恰使胡适更觉不能忍。于是他针对陈德徵的观点写出了第一篇正面攻击国民党的文章《人权与约法》。[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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