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关注大屠杀主题，美国学者罗森菲尔德（Alvin H. Rosenfeld）对《安妮日记》作者、犹太女孩安妮·弗兰克自二战后近60年形象变化的考察，则从史学实践的层面证明了“历史记忆”的连续性与断裂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他考察了安妮·弗兰克及《安妮日记》如何通过舞台剧、电影、传记等方式不断被重新书写，也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的过程，进而指出，虽然安妮·弗兰克的名字仍将被记住，但具有“操作性”的“修辞行为”却逐渐“违背了历史记忆和对真理本身的诚实”，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记住她的方式却会有损于记忆纳粹屠犹本身的历史准确性和道德责任感”。[32]
阿莱达·阿斯曼进一步指出，记忆与遗忘都有“破坏和治愈的作用”，何者占据优势地位取决于具体的历史语境，“尤其是具体语境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文化价值观和总体形势”。二战后，德国选择走出战争，因此选择“交际性缄默”的遗忘策略，与“复兴的精神和面向未来的情怀联系在一起”。1980年代之后，遗忘与记忆的性质互换，遗忘开始被认定是消极的，是与否认、掩盖联系在一起的；而原来意味着固守过去、带有复仇等负面意义的记忆，则被定义为“具有治疗作用的伦理责任”。[33]
从一定程度上说，正是“回忆的链索”将“此时的过去”和“彼时的、更遥远的过去”连接在一起，[34]不过，正如约恩·吕森（Jörn Rüsen）教授指出的，“不是每个记忆自身都是一个历史的记忆，只有当这个记忆超越了这个人或者群体的人生阶段的限制，才应该说有某种‘历史的’记忆”。[35]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中，以“记忆”的视角介入历史之中，也成为勾连历史与现实的一条路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近代民族-国家理解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他认为，通过纪念场所、纪念日、纪念活动等文化符码和行为而得以保存、展示和延续的共同的“历史记忆”，正是维系这个共同体的纽带。[36]在塑造民族-国家这个主题之下，美国学者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则分别考察了美国总统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及林肯（Abraham Lincoln）的形象在几代美国人心中经历的变化，从另一侧面论证了记忆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变动的建构过程（constructive process）；同时，变化的林肯记忆中也存在某些维续的层面，所以，“集体记忆既可以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积累性的建构，也可以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穿插式（episodic）的建构”。[37]
与西方学界相比，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个案分析，中文学界起步都较晚，但也已涌现出不少有分量的成果。较早开始关注“历史记忆”问题的是台湾学者王明珂。他提出“根基历史”（primordial history）的概念，采取了“将史料作为一种社会记忆遗存”的新态度。[38]在分析个人记忆与社会记忆之间的关系时，他表示：
社会记忆由人群当代的经验与过去的历史、神话、传说等构成，借由文献、口述、行为仪式（各种庆典、纪念仪式与讨论会）与形象化物体（如名人画像、塑像，以及与某些记忆相关联的地形、地貌等等）为媒介，这些社会记忆在一个社会中保存、流传。社会中的许多次群体，如职业群体、政治群体、地域群体、血缘与假血缘群体等等，都创造、保存与强化各群体的集体记忆。在一个社会中，社会记忆不断地被集体创造、修正与遗忘。因此，凝聚一个社会（及各次级社会群体）的“记忆”是一种相当多元的、易变的综合体。[39]
围绕族群认同等问题，他通过重新审视特定文化社会中的“历史心性”产生的不同历史记忆，考察了华夏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过程。[40]
王明珂还曾对“集体记忆”、“社会记忆”与“历史记忆”进行过简单区分。相对来说，“历史记忆”所指范畴更小，是表示以“历史”的形式出现在一社会中的记忆部分，强调的是与民族、族群或社会群体的根基性情感联系（primordial attachments）。[41]也就是说，“历史记忆”同时也是作为历史序列中的一环而参与到历史过程本身的建构之中的。
孙江、黄东兰、王笛等人分任主编的“新社会史”丛书已经出版了三辑。作为“新社会史的尝试”，“记忆”一直是重要的论题之一。其中，潘光哲对华盛顿神话在晚清中国的创造与传衍的分析，黄东兰对“岳飞庙”创造的公共记忆更替的考察，黄克武对史可法历史形象变迁的讨论，陈蕴茜对上海外滩公园在形成民族集体记忆之中作用的考察，孙江关于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中黄帝叙述的分析，皆是在全新的问题意识引导下的尝试。他们分别选择了以往研究较少关注的层面和较少注意到的史料，可以说是一种对历史认识论层面的重新思考。[42]赵世瑜也从“历史记忆”的角度，将“传说”纳入讨论的史料范围，集中分析了太阳生日传说、山西大槐树传说等多个个案，这些可以看作其一直倡导的社会史视角的具体实践。[43]卢元伟则通过对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几个版本的文本分析，考察了不同时代林则徐形象的差异及造成这些差异的文化历史因素。不过，文章整体分析略嫌简略，不免影响了其最终的解释力。[44]此外，景军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出版的专著《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和道德》也选择了从“社会记忆的理论角度”切入，通过细致而深入的田野调查，重构了甘肃省大川村供奉孔子与当地祖先庙宇重建的历史进程，进而考察了与庙宇相关的仪式知识、族谱写作、民众观念中的村史等具体问题。他关注的焦点在于，记忆是如何通过以大川孔庙为中心的活动被表述和传达，以及人们是如何运用记忆重构各种社会关系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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