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捷的《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分为两部分，上篇主要讨论德国古典大学观的产生经过，介绍洪堡、施莱尔马赫和费希特的大学观，并说明古典大学观在19世纪的影响；下篇则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改革为例，探讨德国古典大学观对中国的影响，通过讨论蔡氏留学德国的原因和经过，解释其大学思想与中国学术传统的关系、接受德国大学观的情况，以及他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借此了解德国大学观通过蔡氏对北京大学的改革从而使中国学术得以转型——确立了学术的自主性，产生了新学术观念，并树立了学术平等观念。
在众多的研究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以“蔡元培研究会”名义出版的一系列论文集。蔡元培研究会成立于1986年3月，在组织上挂靠在北京大学，北大校长丁石孙为首任会长。1988年5月4日至7日，蔡元培研究会在北京大学举办“纪念蔡元培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会后主办者把大部分论文结集成《论蔡元培》一书。这次讨论会将蔡元培思想研究向前推动了一步，不再单单是发表纪念性文章，而是从学术层面重估蔡元培在近代中国学术文化中的地位和贡献。书中对蔡元培东西文化交流观的讨论，也反映出当时以“中西文化交流”为热点的研究动态。此后的1998年及2008年，蔡元培研究会均在北京大学举办诞辰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主题分别为“蔡元培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及“蔡元培与现代中国”，会后均有论文集出版。
从大陆的蔡元培研究和史料辑录的整体状况来看，1949年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对蔡元培的评价完全呈一边倒的趋势，一改新中国成立前一味称颂的状况，把蔡元培划归为“资产阶级教育家”，“将教育问题与政治问题混为一谈”。[69]进入1980年代之后，对蔡元培的研究工作得以真正展开，也渐成研究热点。[70]研究的规模和范围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主要内容除了以往所讨论的蔡元培的教育方针、“五育”思想、对北大改革的理论及实践外，还讨论了蔡元培的人才思想、高等教育思想、美育思想、教育独立论、科学教育思想、军国民教育思想及实践、教育管理思想等。讨论的重点则在于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兼容并包方针、教授治校、教育独立，以及对蔡元培历史地位的基本估计。[71]近年来，特别是以北大百年校庆为契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重新思考蔡元培思想研究以及校史研究的叙述框架问题，尝试从蔡元培自身思想发展的脉络以及大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来进行考察，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四 研究方法与思路
美国历史哲学家阿兰·梅吉尔（Allan Megill）指出，“历史记忆”中也包含着体验性的意味，是亲历者将经历复原和转换为叙事的过程。[72]可以说，这种“体验性”来源于记忆的各个主题，是记忆主体立足于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具体到本书的论题来说，蔡元培在革新北大的同时，与北大就已经开始作为一种“历史”或“记忆”存在了。蔡元培革新北大的过程，也是相关历史记忆形成的过程。试举一例。1924年，因“罗文干案”赴欧留学的蔡元培以个人学术研究难以中断为理由，婉言拒绝返校的请求。他在回复傅斯年、罗家伦的信中说：
校中同人往往误以“天之功”一部分归诸弟，而视弟之进退为有重要之关系。在弟个人观察实并不如此，就既往历史而言，六七年前，国内除教会大学而外，财力较为雄厚者惟北大一校，且校由国立而住在首都，自然优秀之教员、优秀之学生较他校为多，重以时势所迫，激刺较多，遂有向各方面发展之势力。然弟始终注重在“研究学术”方面之提倡，于其他对外发展诸端，纯然由若干教员与若干学生随其个性所趋而自由申张，弟不过不加以阻力，非有所助力也。即就“研究学术”方面而论，弟旁通多，可实未曾为一种有系统之研究，故亦不能遽有所建设。现在如国学研究所等，稍稍有“研究”之刍形者，仍恃有几许教员、几许学生循其个性所趋而自由申张，弟亦非有所助力也。[73]
蔡元培的这段话颇堪玩味。一直以来，他都被视为北京大学的缔造者，而他“个人观察实并不如此”。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无疑需要再进一步探究。
从某种程度上说，历史也是一种选择性记忆和记录的过程。其中既包括由不断重复追忆而保有的连续性，又包括无意或刻意规避而呈现出的断裂性。哈布瓦赫曾言：“我们关于过去的概念，是受我们用来解决现在问题的心智意象影响的，因此，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74]客观地说，作为北大校长，蔡元培并未过多直接参与北大所谓“新旧之争”，更多的是尽自己做校长的职责，从北大发展的大局着眼，营造一种风气与氛围。开风气之事并非人人皆可为之，非有大见识、大气度不可。蔡元培本人的品格与德行也有颇为人所折服之处，他能得到众人的一致赞誉并非偶然。自京师大学堂创办起，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北京大学一直处于学界独尊的特殊地位。这其中有历史积淀的基础，也得益于蔡元培的用心营造，还要加上北大之外包括学界、政界在内不断积累起的对北大负担起国家民族命运的使命感和承担意识的认识。特别是在对现实政治的不满、民族危机加剧之后，蔡元培所营造的五四以来北大的学术繁荣也就成为近代中国大学的一种精神上的寄托与追求。可以说，蔡元培在北大的革新，并不仅仅是教育领域内的事件。它不断地被提及、被追忆、被纪念，皆是亲历者、追慕者或是当权者在各自立场与现实情境下选择的结果，包含着以个人记忆重构社会记忆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同时又被赋予接续北大传统、重建“北大精神”以及近代中国“大学精神”的意义。因此，要考察关于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历史记忆，不能仅仅以蔡氏生卒年代为限，而是需要以更开阔的视野勾连历史与当下，既能借助后见之明以期更贴近历史的真实，同时也能历史地看待当下问题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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