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 〔英〕昆廷·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丁耘、陈新主编《思想史研究》第1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71页。
[77] 参见杜成宪、邓明言《教育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第73～75页。
第一章 长校，1917～1922
若从京师大学堂算起，到蔡元培正式就职的1917年，北京大学已经有了19年的历史，校长也已出过十几位。民国之后“京师大学堂”一变而成为“国立北京大学”，历任的几位校长——严复、何燏时、胡仁源——也曾尝试办好北大，但因种种原因，北大并未由此发生实质变化。蔡元培尽管名义上居北京大学校长之位十余年，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但正是这“五年有半”的时间使北大一改“官僚养成所”之气，成为引领学术之风的学府。
蔡元培出长北大之时，已年逾半百。他的前半生经历绝对算得上辉煌：从资历上看，他既是革命党，又办过新式教育，还曾任过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从学问上看，他是前清翰林，又曾留学德、法。无论是政治观念上的新旧各派，还是学术追求上的新旧士人，都能从蔡元培身上找到共鸣和认同。所以，周作人曾引时人评价说，蔡元培办学称得上“古今中外”[1]。所谓“古今中外”，既是指他秉承的思想资源，也可以用来形容他的行事风格。蔡元培之所以被视为近代大学领袖人物，正是因为他的苦心经营重新塑造了北京大学的性格，同时又对近代中国的大学理念有颇多启示。
本章并不是要描述整个革新的过程以探求其背后的“真相”，而是尝试着考察蔡元培是如何在实际长校期间重塑北大，北大师生如何认识这种变化，蔡元培又是如何逐渐得到北大师生以及教育界认同的。对这一阶段史实的重构，既是理解这一时期北大何以成为追慕对象之根本，也是解释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如何被记忆之基础。
第一节 现实境遇与思想资源
一 “官僚养成所”
早在民国初建之时，作为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就曾发布《大学令》，要求“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2]虽然民国后最初几任校长对北大的改革并不如蔡元培所做的那样声名远播，但也应承认，正是他们奠定了北大崛起的绪端。[3]对于大学应负起学问上的责任，他们也有较为一致的认识。民国后北大首任校长严复就曾表示，大学的宗旨是“保存一切高尚之学术，以崇国家之文化”。[4]严复发此议论正值北大内外交困之时，教育部有传言要关闭北大，学校内部则是联合罢课，反抗教师，冲突不断，此时以精心于高尚学术规劝学生，其作用显然是微弱的。严复被迫辞职，由马良（相伯）接任。暂时代理校长的马良在就职演说中就已言明：“诸君皆系大学生，然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诸君在此校肄业，须尊重道德，专心学业，庶不辜负大学生三字云。”[5]此后一周，梁启超也被邀请到北大演讲，他继续马良的思路，强调大学目的是“研究高深之学理，发挥本国之文明，以贡献于世界文明”。“大学校不仅为一国高等教育之总机关，实一国学问生命之所在，而可视为一学问之国家也。且学问为文明之母，幸福之源。一国之大学，即为一国文明幸福之根源，其地位之尊严责任之重大，抑岂我人言语所能尽欤！”[6]梁启超将北大与国家文明、学问生命联系在一起，同样是希望学生能将学问本身作为一种高尚的追求，负起应有之责任。
曾任校长的胡仁源在《北京大学计划书》中说：“大学设立之目的，除造就硕学通才以备世用而外，尤在养成专门学者。”但是，“我国创立大学垂十余年，前后教员无虑百数，而其能以专门学业表见于天下者，殆无人焉，不可谓非国家之耻矣”。他分析个中原因，认为是“社会心理大都趋重于官吏之一途，为教员者多仅以此为进身之阶梯，故鲜能久于其任”。所以，他主张“延聘教员，务宜慎选相当人才，任用以后，不可轻易更换。国家对于教员尤宜格外优遇，以养成社会尊尚学术之风”。[7]但理念与施行之间的鸿沟并不容易弥合。蔡元培之前几任校长扭转学风的努力，都没能使北大学风有实质性的改变。
那时的北大仍是一派官僚气象。据1913年考入北大预科的顾颉刚回忆：
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有的教师死守本分，不容许有新思想；当然也有好的，如教音韵学、文学批评（《文心雕龙》）的黄侃先生，教法律史的程树德先生（他著有《九朝律考》），但不多见。学生们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有的学生一年要花五千银元；当然，这样的豪富子弟数量不多，大约不过两三人。至于一年花千把银元的人就多了，少说也有好几十。像我这样一年从家里只能拿二三百银元来上学的，就是穷学生了，在学校里简直没有地位。一些有钱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那时的北大有一种坏现象：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同”（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所以妓院中称“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指京师大学堂）。这种坏现象是从清末保留下来的。那时在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何谓“结十兄弟”？就是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作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花钱买来的，那么钻营费由十人分摊。这样的学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养出一批贪官污吏！蔡元培先生来长校之前，北大搞得乌烟瘴气，哪里像个什么“最高学府”？[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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