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顾颉刚晚两年考上北大预科的陶希圣说：“那时北大预科的学长是徐崇清先生。他办理预科一切从严，学风很好。预科三年，分文科和实科。……预科设在译学馆，有一个独立的局面；而预科的学生甚至对本科的学生看不起。”但他也承认学生之中仍有不少贵族子弟，政治社会风气仍是“满清末年留下来的”。[9]
如果说顾、陶二人都是事隔多年的回忆，多少有些夸大，那么，北大学生陈其鹿对自己三年的大学生活的失望，则更直接、更真切。他说：
初意大学为人文荟萃之区，研究高深学问之地，孰知不然。其所谓一学校之优秀分子者无他，终日孜孜于残缺不全之讲义，习应试之资料，而忘学问之精英。一旦而有文官考试，或县知事考试，则时机斯至，挟策以往，趋之如鹜。落第者嗒然若丧，中试者喜形于色，此一类也。又或以内国学生，终不若出洋之为尤美也，乃竭力运动，以冀西游，归而干禄，宜若易然，此又一类也。……我非谓学生之中举属无心肝者。其中诚不乏一二俊彦，刻苦修学，矻矻穷年者。然统全体而观之，则不堪问矣。必人念硕果之可珍，学殖之宜养而后可，必不醉生梦死和光同尘而后可。[10]
这样的学风当时并不只存于北大一校，而是弥漫于整个教育界。杜亚泉观察到，尽管科举已废，但观念仍存，“其视学校也，不以为一切事业必经之径路，而以为希求仕宦进身之阶梯”，所以，“入校肄业，多为士籍及有希望仕进资格之人，此外每存观望”。[11]时任江苏教育司司长的黄炎培描述了当时的学风：“光复以来，教育事业，凡百废驰，而独有一日千里、足令人瞿然惊者，厥惟法政专门教育。尝静验之，戚党友朋，驰书为子弟觅学校。觅何校？则法政学校也。旧尝授业之生徒，求为介绍入学校，入何校，则法政学校也。报章募集生徒之广告，则十七八法政学校也。行政机关呈请立案之公文，则十七八法政学校也。”[12]众人对法政学校的吹捧，无疑是看中了它是做官的捷径，非为求学而来。当年冯友兰在报考文科时就曾被“好心”提醒，可先考法科。[13]1915年他进入北大哲学门学习，更是有切身感受：“当时北大的大部分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们，都还认为上北京大学就是要得到一个‘进士出身’，为将来做官的正途。当时的北大学生都想着，来上学是为了混一个资格为将来做官做准备。北大无形中是一个官僚养成所。当时法科是一个热门，因为人们认为上法科到做官是顺理成章的，文科是一个最冷的冷门，因为人们都不清楚文科究竟是干什么的。”[14]
蔡元培曾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教习，讲授国文及西洋史，对大学堂之风有切身体会。他后来回忆道：
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接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地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15]
蔡元培同样把北大“腐败”的原因归结为不能洗尽官僚的习气，“错认大学为科举进阶之变象”。[16]他认为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是，学校本从科举之制蜕变而来，“故形式虽仿欧洲，而精神则尚不脱离科举时代之习惯。父兄之送其子弟于学校也，初不问在校有何所得，惟望其能毕业；毕业以后，又可进较高之学校，以至于毕业，如科举时代之由生员而举人，而进士而已。……于是学校遂为养成资格之机关”。所以，革新北大需要从根本上拔除“科举时代所遗传之虚荣心”。[17]
二 德国的经验
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一般都被看作德国大学的经验作用于北大。1907年到1911年，他进入莱比锡大学，凭兴趣与爱好自由研修。蔡元培选择留学德国，是出于对学问之真精神的不懈追求，看重的是德国在世界上的学术地位。[18]在不到三年的留学时间里，他共修了40门课，平均每学期6门，“于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之讲义，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19]顾孟余评价说：“先生留学欧洲之年，适当专家学风已超过顶巅，综合观察又复抬头之时，先生所从学者，又皆宏深博大之辈，此亦为影响其治学态度之成分。”[20]蔡元培所推崇的老师冯德是“一位最博学的学者”，兼治哲学、心理学、伦理学；兰普来西则是“史学界的革新者”；而孔好古的研究亦“颇有新义”。蔡元培深受这种“宏深博大”学风的影响，一直保持着广泛的学术兴趣，也使日后北大的“兼容并包”自有一番与众不同的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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