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们除了读书以外实在有一种自由讨论的空气，在那时我们几个人读外国书的气很盛，其中以傅斯年、汪敬熙和我三个人，尤其喜欢买外国书。大学的图书馆，对于新书的设备比以前也好些，大家见面时候，便讨论着自己所读的书籍，而回去的时候便去看书或写信给日本凡善书社去订买外国书。除了早晚在宿舍里常常争一个不平以外，还有两个地方是我们聚合的场所，一个是汉花园北大一院二层楼上国文教员休息室，如钱玄同等人，是时常在这个地方的。另外一个地方是一层楼的图书馆主任室（即李大钊的房子），这是一个另外的聚合场所。在这两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大家互相问难。大约每天到了下午三时以后，这两个房间人是满的……这两个房子里面，当时确是充满学术自由的空气。大家都是持一种处士横议的态度。谈天的时候，也没有时间的观念……总以讨论尽兴为止……当时的文学革命可以说是从这两个地方讨论出来的，对于旧社会制度和旧思想的掊击也产生于这两个地方。[130]
1918年，在秋季开学典礼上，蔡元培对北大一年的情况做了总结：“本校一年以来，设研究所，增参考书，均为提起研究学问兴趣起见。又如设进德会，书法、画法、乐理研究会，开校役夜班，助成学生银行、消费公社等，均为养成学生人格起见。……一年以来，于英语外，兼提倡法、德、俄、意等国语，及世界语；于旧文学外，兼提倡本国近世文学，及世界新文学；于数、理、化等学外，兼征集全国生物标本，并与法京‘巴斯德生物学院’协商设立分院。近并鉴于文科学生轻忽自然科学、理科学生轻忽文学、哲学之弊，为沟通文、理两科之计画。望诸生亦心知其意，毋涉专己守残之习也。”[131]尽管蔡元培仍不忘提醒北大师生“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但还是无法掩盖他在语气之中表露出的自得之意。
第三节 开出风气与酿成潮流
蔡元培聚拢人才与重塑学风的努力，不仅使北大校内的面貌开始发生变化，作为校长的蔡元培也逐渐得到北大校内教职员与学生的认同。蔡元培革新北大，影响不止于北大一校，而是“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132]顾颉刚晚年回忆说：“北大自从蔡先生做了校长，引导学生自由思想并做社会活动，积了四五年的力量，于是有五四运动的轩然大波，北大就一跃而成为全国政治和文化的领导者。”[133]所以，本节选择了两个有代表性的事件——五四之前的蔡（元培）林（纾）论战与五四之后全国学界掀起的“挽蔡”运动，旨在说明蔡元培如何从一校之长而成为学界领袖，这对学界评价蔡元培出长北大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 蔡林论战的社会意义
1919年1月，学术性刊物《北京大学月刊》正式创刊发行。定位于“北京大学职员学生共同研究学术，发挥思想，披露心得之机关杂志”，以刊登学术著述，“介绍东西洋最新最精之学术思想为主”，也登载一些有文学价值的著作和译文。[134]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的发刊词中就曾明言，《北京大学月刊》创刊的目的之一即为“释校外学者之怀疑”。各方面的意见均可通过《北京大学月刊》宣布，“校外读者，当亦能知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至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矣”。正是在这份发刊词中，蔡元培首次明确把“兼容并包”与北大改革联系到一起。他将大学看作“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希望大学能做到《礼记·中庸》所言之“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135]
尽管蔡元培的《〈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围绕着“兼收并蓄之主义”立论，但在时人眼中，其影响力相当有限。就连蔡元培也并不十分笃定《北京大学月刊》“是否能副此希望”。再加上此后一战胜利的消息迅速占据了整个社会舆论的中心，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提出的“兼容并包”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也很难与大学理念画等号，完成两者勾连的正是《〈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发表四个月之后蔡元培与林纾的论战。正因这场论战，蔡元培对“兼容并包”的思想诠释才得以扬名，作为大学理念的“兼容并包”才真正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蔡元培与林纾的论战，可谓将五四之前社会各界的目光集中于此，“虽仅为文化一方面之攻击与辩护，然北大已成为众矢之的，是无可疑了”。[136]其实，蔡、林二人论战不过是一来一回一个回合：1919年3月18日，《公言报》刊发了林纾所撰《致蔡鹤卿元培太史书》，该文批评北大“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同日，蔡元培即撰写回信，对林所指责的两个方面逐一驳斥，于3月21日首先刊于《北京大学日刊》上，题为《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此后，林纾又于3月24日在《公言报》上发表《林琴南再答蔡鹤卿书》，除对蔡文中他可接受的部分表示感到“欣慰”外，承认自己听信失实传闻，请蔡元培原谅。蔡对此未予回应。蔡、林二人的论战即告结束。据何思源回忆，“该期《日刊》出版时，北大红楼前院挤满了人，争相购买，有的一人购买几十份，以至上百份，霎时间几千张报纸就被抢购一空”。[137]论战中，蔡元培虽仅回复两函，即《致〈公言报〉函》及《答林琴南函》，却得到北大内部趋新势力最强有力的支持，在此轮“新旧之争”[138]中占得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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