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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172)

  [49] 《北京大学文科之争议》,《申报》1917年10月17日,第6版。

  [50]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500页;沈尹默:《我和北大》,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172~173页。

  [51] 张晓唯:《蔡元培与胡适(1917~1937)——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第 25页。

  [52] 冯友兰:《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 166页。

  [53] 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上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4期;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21~40页。

  [54] 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第192页。

  [55] 《本志编辑部启事》,《新青年》第4卷第3号,1918年3月。

  [56] 《编辑部启事》,《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

  [57] 《〈独秀文存〉序》,《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428页。

  [58] 《〈新青年〉重印本题词》,《蔡元培全集》第8卷,第133页。

  [59] 还有一例便是辜鸿铭。他一向被看作“兼容”的守旧一方,但在1920年,辜鸿铭还是被解聘,理由是教学极不认真。所以有学者认为,“蔡氏不曾因政见相左而排斥异己,这点没有说错;至于作为蔡氏‘大家风范’注脚的‘辜鸿铭的故事’却不该如此除头去尾”。参见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第36页。

  [60] 《学海要闻》,《神州日报》1919年2月26日,转引自王枫《五四前后的林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1期,第239页。

  [61] 《致〈神州日报〉函》(1919年3月19日),《蔡元培全集》第10卷,第393页。

  [62] 《胡适致汤尔和》(1935年12月2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90页。

  [63] 《胡适致汤尔和》(1936年1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第294~295页。

  [64] 沈尹默:《我和北大》,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138页。

  [65] 《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转引自《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580~582页。关于1912年北大文科的人事变迁与学风转移,可参见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第1~48页;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33~40页。

  [66] “1921年3月2日日记”,《吴虞日记》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第585页。

  [67] 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第28~29页。同样的观察还可参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100~102页。当事人自己的叙述可参见沈尹默《我和北大》,《追忆蔡元培》,第135~143页。

  [68] 《顾颉刚致胡适》(1925年8月26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第341页。

  [69] 蔡元培:《答林琴南的诘难》,《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576页。

  [70] 蔡元培:《发起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缘起》,《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412页。

  [71] 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451页。

  [72] 毛子水:《对于蔡先生的一些回忆》,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46页。

  [73] 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451~452页。

  [74] 蔡元培:《答林琴南的诘难》,《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576页。

  [75]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501~502页。

  [76] 蔡元培:《大学教育》,《蔡元培全集》第6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第597页。

  [77] 梁漱溟:《纪念蔡元培先生》,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145页。

  [78] 蔡元培:《传略》(下),《蔡元培全集》第8卷,第140页;《关于不合作宣言》,《蔡元培全集》第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第37~38页。

  [79] 《蔡元培辞职之内幕》,《晨钟报》1917年8月13日,第2版。

  [80] 《北京大学改制与蔡元培》,《申报》1917年8月17日,第6版;1917年8月22日,第7版。

  [81]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第26~27、30~32、33~34页。

  [82]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蔡元培全集》第8卷,第510~511页。

  [83] “1935年7月26日日记”,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第533~534页。

  [84] 周作人:《记蔡孑民先生的事》,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34页。

  [85] 朱元善:《改造学风》,《教育杂志》第11卷第1号,1919年1月。

  [86] 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第119页。

  [87]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8页。

  [88] 蔡元培:《读周春嶽君〈大学改制之商榷〉》,《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90~291页。

  [89] 〔德〕巴留岑:《德意志大学之特色》,蔡元培译,《蔡元培全集》第9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第448页。蔡元培对大学“学”与“术”分途的过多强调,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大学观念的某些不足。实际上,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自创设之日起即未能摆脱职业取向的影响,而洪堡所开创的这种近代大学的理念,也存在着难以自圆其说的悖论。而到20世纪初期,德国大学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以“术”为重点的各类学院业已取得与大学同等的地位。反观蔡元培此时对大学的体认,则难免有些略嫌不足。关于德国大学19世纪初到20世纪的发展情况,可参见〔德〕鲍尔生(F.Paulson)《德国教育史》;贺国庆《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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