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怀疑之声渐起：1923年辞职风潮
蔡元培在十年的北大校长任内有过八次请辞，[2]其中以1923年辞职影响最大。这次辞职起因是教育总长彭允彝在“罗文干案”中践踏人权，干涉司法公正，为保持独立人格，故而采取“不合作主义”。[3]有学者从近代法政关系出发，分析了罗案告诉与检审的过程，指出针对罗文干的三项犯罪指控并非虚构，其诉讼程序虽有不尽规范之处，但国务会议申请再议罗案经法院裁定及法界公断程序合法，“反证蔡元培等人维护‘司法独立’的抗议举动，缺乏法律依据”。[4]这一观察十分敏锐。蔡元培的出走除了有以退为进对抗军阀政治的意图之外，更多是基于五四后社会现实境遇引发的借机而退的个人选择。不过，辞职宣言的发表，因其本身带有的反抗军阀的政治意义，不仅引发胡适、陈独秀等人激烈讨论，更是由此在教育界掀起了一股“驱彭挽蔡”的风潮。在这次风潮中，蔡元培“不合作”的对抗方式以及其政治意味一直为时人关注的唯一焦点。这种聚焦于“政治”的解读方式，反而使挽留蔡元培成了政治运动次要而顺带的结果。由此，众人对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认知也随着“运动”的一波三折而有所修正。
本节无意去辨别罗案本身的孰是孰非，而是选取蔡元培个人、北大师生及社会舆论等不同角度，讨论在学潮和强大的舆论环境之下，“驱彭挽蔡”运动对蔡元培的声名如何产生影响以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 “早有去志”：蔡元培的态度与舆论的反响
1922年11月，因军阀内部斗争，王宠惠内阁财政总长罗文干被指控在与奥地利签订借款展期合同期间有受贿行为。国会以国家利益严重受损为由，提议严办，总统黎元洪下令京师警备厅将罗文干逮捕。1923年1月11日，罗文干受贿一案因证据不足不予起诉。但国务会议对此不满，通过教育总长彭允彝提出复议案，使罗再入监，并以受贿伪造公文书，损害国家财产等罪名起诉。在此背景下，蔡元培于1923年1月17日愤而向大总统黎元洪递交了辞呈，避走天津。[5]
蔡元培在提交辞呈的同时还向外界发表声明：“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6]1月23日，已经抵达天津的蔡元培一面发表谈话，解释自己的辞职并无偏袒罗文干之意，与彭氏亦非意气之争；[7]一面又公布《关于不合作宣言》，称：
五四风潮以后，我鉴于为一个校长去留的问题，生了许多支节，我虽然抱了必退的决心，终不愿为一人的缘故，牵动学校，……到现在布置的如此妥当，我本来随时可以告退，不过为校中同人感情的牵扯，预备到学期假中设法脱离。不意有彭允彝提出罗案再议的事件，叫我忍无可忍，不得不立刻告退了。[8]
面对北大教师学生的一致挽留，蔡元培发函说：“弟之去志，早为诸先生所洞鉴。此次因彭事而实现，不过提早几日耳。既已决行，不惟彭之去否毫无关系，即再加以如何重要之条件，亦复义不返顾。”[9]由之前种种“罪恶”的忍无可忍已有“数月”，到历数自五四至今内心的数次“必退”“告退”的决心，都可显示出蔡元培此次辞职绝非一时冲动，而是“早有去志”。
如前所述，蔡元培就任校长之初，将北大存在的问题归结为两点：学制、课程的凌杂与学校风纪的败坏。应对之法则是延聘“纯粹之学问家”和“学生之模范人物”。[10]到了1922年，在北大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他又总结了任职几年间北大的变化：一是为提倡学理风气，将工科归并于北洋大学，仅设文、理、法三科；二是沟通文理科，取消学长制，在各系设置教授会；三是贯通中西课程。[11]即便因经费及外部的政治环境问题北大的成绩打了不少折扣，但其改革正如蔡元培最初的设想逐步展开，那么，为什么他还是如此强烈地想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若能跳出1923年辞职事件本身，蔡元培所言之“语境”分析，或许也就不难理解其所言早欲告退之意。
1920年12月到翌年9月，蔡元培曾赴欧美考察各地大学教学管理以及教育经费的分配状况。其间德国大学“学问上研究上完全自由”“毫不受革命影响，独立如故”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2]而此时国内的教育状况是：军阀政府克扣教育经费，学校“岌岌可危”，“已山穷水尽，无力维持”。[13]两者相较，更是引发了蔡元培的无限感慨。1921年8月，他还在洛杉矶参观期间起草了《教育独立演词稿》，意在“不受宗教与政治之干涉”。[14]在蔡元培的理想中，教育应超轶于现实政治并且独立于政党和教会，教育家可以专心于学问本身，不必因政权的更迭而减损教育的成效。民国初建，蔡元培就发表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集中表达了其对民国教育发展的总体设想。他从康德二元论哲学出发，将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个部分。蔡元培将“实体世界”解释为“不可名言”的“观念之一种”，类似于不同哲学或是宗教流派“所达之最高观念”。在他看来，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是同一世界的两个方面，犹如“一纸之有表里”。人生追求的最终目的是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的统一。他还把教育划分为两类——“隶属于政治者”与“超轶乎政治者”，提出政治家所追求的只是现象世界的现世幸福；宗教家则是通过“摆脱现世幸福为作用”，以追求实体世界；而教育家应该做到的不是只满足于现世之幸福，而是“立于现象世界”，同时朝向于追求实体世界。也就是说，共和时代可以开始考虑怎样办理“超轶于政治”的“新教育”的问题。[15]到1922年《教育独立议》发表时，蔡元培更是将这种交织着现实主义关怀与理想主义信念的教育图景推到极致。他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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