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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180)

  风潮因讲义收费而起,但风潮起后,作为校长的蔡元培却认为“废置讲义费之事甚小,而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大”。[44]他在10月25日风潮平定后的师生大会上说:

  我这一回的辞职,有多数的人都说我“小题大做”。但是我对于十八日的暴举,实在看得很重大。第一,此等蔑视他人人格,即放弃自己人格的举动,虽极无知识的人,犹所羞为,今竟出于大学的学生。第二,尔日所要求的事,甚为微末,很有从容商量的余地,为什要用这种蛮横的手段,显系借端生事,意图破坏。第三,二千几百人中,偶然有几个神经异常的人,不算奇怪,但是最少数人有这种异常的计画,为什么竟有一部分的人肯盲从?为什么其他大多数的人都像隔岸观火?事前既不加纠正,临时又毫无制裁;数千人的社会,其中分子,彼此不相关切如此;将来土崩瓦解的状况,可以预推了。

  虽然事后蔡元培也承认对第三条猜测“不免有神经过敏的地方”,但他仍忍不住反问学生:“我回校以后,就能保证本校不破坏么?我一个人有多大能力?本校现正在最困难的地位,不是全校同人齐心协力来维持他,怕的终不免有破坏的一日呵!”[45]语气中似怒气未消,也多少表露了一些心态上的悲观失望。在风潮发生前一周,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起组织“北大同学会”,希望能以此联络感情,相互提携事业,以求改进校务,更好地服务于社会。[46]当蔡元培满怀希望开始尝试改变北大精神涣散、形同散沙的面貌时,这突发的讲义费风潮无异于“起于内部”的“精神方面”的破坏,对他来说应是不小的刺激。

  蔡元培承认,五四风潮之后,他就已经抱了“必退的决心”,但因为“不愿为一人的缘故,牵动学校”,遂加紧评议会等各项制度建设,希望不会再“因校长问题发生什么危险”。当一切已经布置妥当之后,“本来随时可以告退,不过为校中同人感情的牵扯,预备到学期假中设法脱离”。所以,此时蔡元培仍抱有一线希望,虽早已有了“退”的念头,却还未付诸行动。蔡元培在《关于不合作宣言》里还提到,“我那时候觉得北京住不得了,我的要退的意思,已经很急迫了。但是那时候这个案已交法庭,只要法庭依法办理,他们的倒阁目的已达,不再有干涉司法的举动,……可以格外昭明一点,不妨看他一看”。[47]罗文干案交与法庭时间在1922年11月下旬,也就是说,蔡元培大约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来计划退出。对此,胡适的回忆也可佐证:“蔡先生自去年十月讲义风潮以来,即有去志。他来劝我告假时,曾说自己也要走了,因为不愿在曹锟之下讨生活。……蔡先生去志既决,故于廿五周年开学纪念,大举庆祝,颇有愿在歌舞升平的喊声里离去大学之意。纪念已过去了,反动的政治更逼人而来。”[48]

  让蔡元培下定决心的是彭允彝提议对罗文干案再审。蔡元培在向大总统黎元洪递交的辞职启事中表示:

  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惟有奉身而退,以谢教育界及国人。[49]

  他在《不合作宣言》中详细解释了辞职的原因。文中开头便说“近年来有许多纠纷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酿成的”,所以“退的举动,并不但是消极的免些纠纷,间接的还有积极的努力”。他说道:

  我是一个比较的还可以研究学问的人,我的兴趣也完全在这一方面。自从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以后,不知道一天要见多少不愿意见的人,说多少不愿意说的话,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想每天腾出一两点钟读读书,竟做不到,实在苦痛极了。而这个职务,又适在北京,是最高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所在的地方。止见他们一天一天的堕落:议员的投票,看津贴有无;阁员的位置,禀军阀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选举是金钱的决赛;不计是非,止计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权利。这种恶浊的空气,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我实在不能再受了。我们的责任在指导青年,在这种恶浊气里面,要替这几千青年保险,叫他们不致受外界的传染,我自忖实在没有这种能力。所以早早想脱离关系,让别个能力较大的人来担任这个保险的任务。[50]

  以其人生阅历和经验而言,理应对此举所引发政局之动荡有所预见。蔡元培想要以隐退的方式间接做积极的努力,且早有此意,彭允彝事件是触发其实施辞职的导火索。

  据深知内情的胡适回忆,最初是邵飘萍将罗文干再次入狱的消息相告的,蔡元培听后“很愤激”,便与汤尔和、胡适及蒋梦麟商议,不愿在彭允彝之下办教育,决定以辞职为抗议。在汤尔和的建议下,蔡拟定了辞职启事,并即日出京。[51]

  蔡元培辞职本有借机对抗军阀政治的目的,邵飘萍也将辞职事件定位为“非蔡校长一人之进退问题,乃北京教育界奋起而与人格破产者战”,不仅关乎北京教育界之荣枯问题,实乃“中华民国全国教育界之存亡问题”。[52]但胡适认为最终结果“殊使人失望”。因为他的本意是极力想把抗议之事放大成“注重政治大题目”,但启事“专以彭允彝为主题”,外间也只注意到彭蔡之争,而“反动势力之卑污,真出人意外”,所以“不但不愿与为伍,并且耻与为敌对”,再加上实际响应的人“真太少了”,更让胡适不由得生出“饭碗的势力可怕,政治知觉的缺乏更可怕”的感慨。[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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