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得知蔡元培辞职的消息后，最先行动起来的是北大学生。18日晨，北大各院即有“驱彭挽蔡”之标语出现，甚至有在法学课堂上师生共同痛哭者。[77]当日下午，北大学生开全体大会，商议应对办法。到会者近两千人，众人一致认为，此事“非个人进退问题，亦非北大一校问题，而实教育界之大问题”。会议议决：（1）驱逐彭允彝；（2）拥护司法独立；（3）挽留蔡校长；（4）警告国会。若皆不能奏效，则采取五四之时对待曹、陆的手段来处理。[78]显然，无论是北大教师还是学生，此时直接利用的思想资源都是五四运动中“挽蔡”斗争的先例。18日下午，八校校务会议也召开紧急讨论会，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先行挽留蔡校长，遂赴蔡宅请其收回成命，却未能如愿见面。[79]因事关重大，各校未敢轻易表态，定于1月20日详细讨论后再予决定，务求保持一致态度。[80]19日上午，北大教职员亦召开紧急会议，议决五项：（1）发表宣言与呈文表示态度；（2）组织临时教职员会；（3）照常上课；（4）与学生取一致行动；（5）反对彭允彝。[81]
18日北大学生全体大会上曾有人临时动议，难保黎元洪不被人利用，同意蔡辞职，所以又选派代表赴黎宅请愿，但被告之黎氏尚在办公，遂有翌日上午面见总统之举。[82]19日，黄日葵、杨廉等代表四人面见黎元洪，当面提出罢免彭允彝、挽留蔡元培的要求。但黎之态度颇为敷衍，称彭之去留，权在国会，自己并不能做主，教学生向国会方面做功夫。[83]19日正是众议院内阁投票之期。当日下午，北大、法专、医专、工专等校学生约千人，赴众议院请愿勿投彭同意票。学生手持“驱逐教育界败类彭允彝”“拥护司法独立”“保障人权”等小旗，大队之前还有“警告国会”之横幅。不料却与军警发生激烈冲突，计受伤者二百余人，重伤入院者五十余人。[84]学生请愿被打，立即引发多方持续抗议，事件进一步升级。[85]
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北大教职员于当日再次开会，进一步提出罢免彭允彝的要求。[86]呈文将此次辞职与当年五四后出走相提并论，认为“事略相同”。当年全国学界为此扰攘了数月，所以假使蔡元培此次不能立即回校，“必致影响于教育前途者甚大”。而彭允彝“一日在职，则蔡校长一日不回”，所以要求“立即罢免彭允彝教育总长之职，并切实慰留蔡校长，以安教育而弭学潮”。[87]
学生正当请愿被殴打，不仅再次印证了蔡元培辞职宣言所宣称的无比黑暗的现实政治，而且也成了彭允彝摧残教育界的有力证据。社会舆论明显倒向于交锋中处于劣势的学生。高一涵在《努力周报》上评论说，宪法准许人民请愿的规定，本是为了防止人民“轨道外暴动”，是减少革命流血，但当政治本身清明无望时，便不能坐以待毙。只要不是态度消极，立刻可以联想起来的是“只有革命”这四个字。议会对待请愿学生的方式并不是要去解决问题，实际上是“绝灭人民对于政治的一线希望”，反而是在制造革命。无论是使国家免去革命祸乱的人，还是以革命自命的人，都不会轻易放过这个机会，政治前途令人忧虑。[88]还有人直指彭允彝是“顽钝无耻之徒”，因缘附会，靠依附军阀才得以出长教育，其“生平无所为，亦无所不为，惟视其能否达升官发财之目的以为进止”。[89]对此，彭允彝一面欲缓解事态，发表辩解之词；一面提出辞职，虽被黎元洪退回辞呈，但仍散播辞职出京之言论，以避攻击，实则赴西山后即潜回北京，积极在议员当中上下运动。[90]
在这样强烈的流血对抗之下，学生群情激愤，被打当日即在法专开会，决定组织“北京公私立各校学生联席会议”，延请律师控诉纵警行凶之主使，且将具体情形通电全国学界。同时，大会亦计划致函国会表明态度，反对彭氏出长教育，敦请蔡元培回校。[91]彭允彝控制下的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也决定解散该校学生会，重新组织学生委员会，与北京各校代表联席会一致行动。[92]
然而，学生们流血请愿并未发生作用，众议院仍投彭允彝同意票。[93]据吴虞分析，彭本不能通过，但因北大学生请愿，“议员深恨学阀，始特将彭允彝通过矣”。[94]北大教职员、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或为学生受伤事件发表宣言，或发表上府院之呈文，坚决否认彭允彝，挽留蔡元培，并要求彻查打人事件。[95]华北大学、朝阳大学等校均对受伤学生表示慰问，并发表宣言谴责军警之残暴行为。[96]江苏省教育会发表通电，表示“抱教育救国之志愿”，谴责彭允彝破坏司法公正。[97]另有自称江苏公民的杨鄂联等二十五人联合发表通电，提出五条办法，并特意提及政府若不罢斥彭允彝，则“全国公民不论学商各界，本五四精神与之立抗”，态度相当坚决。[98]上海商会会长曹慕管也致函蒋梦麟等人，将此次学潮看作“革新政治导线”，表示商界也要“与学界一致奋斗”，并称已派代表往见孙中山表明决心。[99]社会各界也接连发出电文，表示支持北大师生，一致要求“驱彭挽蔡”。[100]
胡适曾将学生请愿被殴事称为“国会对教育界宣战，也就是恶政府对清议宣战”。[101]北大全体学生后来发表宣言，也意识到校长蔡元培的辞职“不只是一个教育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宣言称：“蔡先生这次离开北大，的确是为政治糟得不像样了，的确是不忍苟安于这种政治状况之下。他的辞呈的确是一篇对于现政治的‘抗议书’。我们学生也有国民的天职，对于这种政治情形，也不能漠然坐视。我们‘爱国勿忘求学，求学勿忘爱国’，我们对于现在的政治也必有一种恳切的表示和运动。”[102]“爱国”“求学”之论本是五四后蔡元培率先提出的，他想要劝诫青年们不能因为爱国而荒废学业，救国仍要把研求学问作为根基。[103]此时，学生已不满足于仅仅是实际政治的旁观者，而是要求有“恳切的表示和运动”。北大学生却以蔡元培所言之反面立论，恐怕多少也让人有些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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