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说，与五四运动中的“挽蔡”及1923年的“驱彭挽蔡”相比，1926年的蔡元培辞职事件，并没有引起全国范围内教育界和社会舆论的关注，其影响大致只限于京师教育界，特别只是在北大教职员、学生内部。但此一事件正是蔡元培与北大关系的转折点：蔡元培本来被北大师生赋予厚望，但他非但未能临危受命，反而采取断绝关系的辞职方式。北大师生频繁急促的慰留函电背后，外间的猜忌和怀疑也不可避免地浮现出来。时人记忆中的蔡元培的形象，也正是在此过程中悄然发生着变化。
一 竭力挽留：各方对蔡元培复职的认识
1923年12月，在北大二十五周年校庆纪念会上，代理校务的蒋梦麟以《北大之精神》为题发表演说。他指出，北大虽屡经风潮，但正是因为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和“思想自由的精神”，因此“至今犹能巍然独存”。[147]其实，蒋梦麟对“北大精神”的概括，仍源于蔡元培长校之时屡次强调和遵循的治校原则。自蔡元培离校后，北大校务不过是因循旧例，勉强维持而已。特别是在1920年代中期教育经费愈发难以筹措的状况之下，蒋梦麟曾坦言，他所能做的只是“维持北大的生命，决不让他中断”。[148]
尽管自1923年后蔡元培已经不再过问具体校务，但北大师生仍坚持认定蔡元培为校长，盼望他能早日回校，一遇机会便发函电促其归国。1924年底，北京政局激变，贿选总统曹锟去职。“各方面皆抱有更新之希望”。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顾孟余、李石曾等人及北大评议会、北大学生会，纷纷致电远在欧洲的蔡元培，劝其归国主持校务。[149]傅斯年、罗家伦也写来长信陈说蔡元培归国之必要，“情词悱恻”。此时同在法国的刘半农更是受命亲自相劝。然而，蔡元培对此显得多少有些冷淡。他只是分别致函评议会和蒋梦麟，解释自己在欧洲的美学及人类学研究刚刚开始，“未便中辍”，并未答应回校复职。[150]蔡元培后来又给评议会发一长函，恳请援引教授连续任教五年可享受出国休假待遇的规定，“至少于暑假后再续假一年”，继续留欧研究。[151]他的申请经评议会讨论通过，其归国时间遂延至1925年暑假前后。不过，蔡元培归国行期一拖再拖，初定于1925年5月间，又因事耽搁延至9月，再改为11月，及至启程动身，已是12月中旬。
1926年初，当离开北大将近三年的蔡元培自法归国的消息公布之后，北大学生会便首先行动起来，开始筹备欢迎校长之事，并最终商议确定了先行去电欢迎、派代表赴天津欢迎、抵京时全体赴车站欢迎、停课一天开欢迎大会等众多计划。[152]2月初蔡元培抵达上海之后，一直忙于参加各类团体的欢迎会，并未对是否回北大复职问题公开发表任何看法。[153]3月9日，上海《民国日报》披露了蔡元培复北京一友人的电报，称“目前时局愈形紧张，拟暂不北上”。[154]当时，北伐在即，南北局势已是剑拔弩张。蔡元培有此决定也在情理之中。4月初，他又公开致函北大评议会和代校长蒋梦麟，表示自己“目前尚难于抽身，稍缓即决定行期”。[155]不久，吴佩孚在汉口接受英文《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采访时声称：“中国有过激主义，始于孙文，……北方则有蔡元培……等人，中国年少之士，被其所毒，非加遏制，则政府难安。”[156]此番言论经北京各报章载述，蔡氏返京已难以立即成行。
在时人眼中，蔡元培对于北上，略显推诿，也由此引来不少猜忌。就连平日向来很少过问校务的周作人也特意致函蔡元培，劝他早日回校。周作人表示，自己在得知蔡元培返国即行北大的消息之后，“以为北大不久可得先生复归长校，不特在风雨飘摇之中学校可望渐臻稳固，即个人亦可得请益之机会”，所以“不胜欣忭”。但是，翘望数月，自春徂夏，却未见蔡来京。且近来又有蔡暂不北上的消息传出，“不能无惑焉”。周作人对蔡元培不忍与卑污政治为伍的行为也表示“非不能了解”，只是存有一些“未敢尽赞同者”。所以，他说：
先生当年因曾系以政治问题去国，唯两三年来，事过境迁，北大同人已主张“政教分离”，评议会已议决不再以学校干涉政治。先生此次返校后，即使政治如何暗浊，北大当不至再滚入漩涡中，于先生亦当别无危险，此其一。北大近三年来无日不在危疑困顿之中，在先生去国之时，不得不由同人勉力支撑，得过且过；今先生既已归国，即使同人尚可支持，先生似亦不便坐视，况实际此刻已至途穷日暮乎！此其二。“教授治校”，此为北大之特长，使校长不妨暂离之原因。但以个人观之，成绩亦未可乐观，如教务长与总务长不能兼任，载在章程，最近改选教务长，乃即由现任总务长当选兼任，该项章程，在此次选举，似已不发生效力，故北大法治之精神，实已有疑问。不得不望先生之来而加以补救者也。此其三。作人在北大将及十年，除教课外，于教务素不过问。今因先生不来北京，与北大前途关系至大，偶有所见，不敢缄默，敬以奉陈，狂愚之言，尚祈宽容是幸。
周作人此信言辞恳切，同时略有质问之意，可谓相当直接。从行文看，他先是消除了蔡元培复职政治上的顾虑；再举出北大当前面临的种种实际困难，动之以情；最后则将因蔡元培不允回校可能引发的北大规章冲突，引申为“北大法治之精神”的失落，而补救之道则唯有蔡回校。此信后来发表在1926年4月30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北大校方显然也有欲借周作人此信表达众人之意的意味。然而，相对于周作人的“语长心重”，蔡元培的回复则显得有些轻描淡写了。在周发信二十余日之后的5月15日，蔡元培才回复一短函，表示“感荷无已”，但仍表示自己“对于北大，既不能脱离，而久旷职守，慊愧万分”，只是因为胃病发作，不能立刻北上。[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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