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底，段祺瑞执政府倒台，北京政局陷入更大的混乱。[158]奉系军阀派兵包围北大，蒋梦麟被迫避险逃走，校务几乎停顿。[159]到了5月13日，北大发电报再次催促蔡元培于新内阁成立后即行北上。蔡元培将回复周作人的信文，在字词上稍作修改后发给了北大评议会，仅答应俟胃病稍愈“即行首途”。[160]18日，北大评议会觉得以往催促蔡元培返校的电文未能尽言，特意再发一长函，详述挽留理由。此前，评议会中已有人揣测蔡元培之所以“行止之不决”，“或不是因为本校外界环境有何危险，而系于对本校内部之改善有所疑虑”。对此，评议会特意“敢负责”地解释，尽管自蔡元培离校后“外间对于本校诚然有不少的攻毁”，“虽不敢谓外间攻毁，概属非是”，不过，平心而论，“本校学生之程度，本校学生之爱纪律，本校图书、仪器之设备，在近三数年间，实际上固俱有显著的进步”。所以，“假使先生北来，则凡先生图利学校与学术之计画，实不难次第实行”。此外，信中还抛出北大“目前最大困难”仍是经费问题，想借助蔡元培“俄款委员会之委员长”之职，为北大筹措经费。蔡元培读过此信，也表示“函中情词勤恳，面面想到，培非木石，能无感动。苟能力疾启行，自必即日首途”。[161]
但是蔡元培再次食言。6月28日，他分别致电北京政府国务院及教育部，请辞北京大学校长及俄国庚子赔款委员会委员之职。[162]此消息一经公布，立即引起北大师生及京师教育界的强烈反应。7月2日下午，北大评议会开会议决，一面致电蔡元培请其打消辞意，一面函请教育部速去电挽留。[163]后又开第二次评议会，议决两项办法：（1）再去恳切详细公函，请立即打消辞意；（2）召集教职员大会，讨论办法。[164]4日上午，北大学生会暑假留京代表也开大会讨论蔡元培辞职问题。会议一致议决，除了致电蔡校长“请其顾念及全体同学爱戴诚意打消辞意，早日回校主持一切”之外，也函请教育部恳切挽留，并表示“在蔡校长未回校之先，部派任何人为代理或正式校长，均不承认”。同时，学生会还要对外发表宣言，表示“除蔡孑民先生外，国内任何人均不堪胜任北大校长之职；故苟有妄冀为北大校长，而冒昧一试者，将以极强之手段对付之”，“务达到蔡校长回校之目的而后已”。[165]
8日上午，北大教职员再开全体大会，讨论挽留蔡元培的具体办法。到会人数甚多。大会由谭熙鸿任主席。首先，法律系教授黄右昌发言道：“蔡先生长校已有多年，其学问道德为人人所钦佩，能容纳各方建议，不分党派，使各种人才得尽量发展所学，始有本校现在之精神，为他人以党派色彩办理校务者所不及，故为北大前途计，非挽留蔡先生不可，并非为蔡一人计，或教职员私人饭碗问题计。”接着，物理系教授李书华提醒教职员们注意政府的态度。因为据某英文报消息，政府对蔡元培第一次辞职，当然挽留，二次再辞则当即批准。法律系教授燕树棠则分析了外界种种推想，认为“蔡先生前承认回校后，忽然辞职，必有重大原因”，所以要专派代表到上海，向蔡元培表明态度，解释种种误会，并表示“非蔡先生回校主持校务不可”。其后继续发言者甚多，大意相同。大会讨论基本达成一致认识，即“非蔡不可，另换他人誓不承认”。最后，大会通过三项办法：（1）与教部接洽，请其专派代表到沪，切实挽留，并对教部坚决表示非蔡先生不可，另换他人誓不承认；（2）派全权代表到沪，对蔡先生表示坚决挽留，非请其打消辞意不可；（3）对外发表宣言，申明北大非挽留蔡先生不可之理由。[166]北大教职员的态度和行动可谓相当坚决。
在教职员大会召开当日，《北京大学日刊》即刊发了北大评议会致蔡元培的长函。信文从蔡元培关系北大生死存亡立论，语气和态度都相当坚定。评议会表示“决不能任令先生与学校脱离关系”，因为即便蔡元培此时不能返校，“尚不过使校务进行，暂时略受影响”，但若直接去职，则“直可使学校生存根本发生危险”。评议会以相当沉痛的语气表示：“近数月来，校中同人，不避艰苦与危险，继续在此间奋斗，亦无非欲继先生之志，为国家成就一个真正讲学机关。倘斯校竟因官僚之压迫摧残而遭横死，先生对于学校、对于在此间继续奋斗之同人，其感痛为何如！倘先生之坚决言去，实速其死，先生之感痛更将何如！用是本会一面向政府严重交涉，促其切实挽留，一面函恳先生立即打消辞意，以全学校。”[167]北大评议会诸人自然深知蔡元培为人，知道于北大有着深厚感情的蔡校长是决不会置北大的生死而不顾的，遣词用句也有些许逼迫的意味，所以信末也自称“情急言戆”，请求蔡元培谅解。
教育部方面对挽留蔡元培的态度也算积极。早在7月7日，教育部已经召开部务会议，就挽留蔡元培的问题达成了一致。[168]同日，教育总长任可澄亲自发电慰留。11日，北大教职员全体大会的代表又往见任。对代表所提的“北大教职员坚决挽蔡”且“非蔡不可”的要求，任说，“昨已去电挽留，此事毫无问题”，而且表态道：“北大校长，除蔡外，难有相当人物。不特北大非蔡不可，即教育界还有许多事件，亦须蔡出为帮忙。外传政府拟批准辞职等语，全属子虚。”[169]在当时波谲云诡的政局之下，教育总长也难有绝对的权威，其发表慰留函电也只能算是敷衍。而从任可澄的言外之意来看，之所以爽快答应慰留，恐怕背后更多是有在俄国庚款问题上借助蔡元培声名的考虑。蔡元培后来在给胡适的信中表示，之所以要辞去俄庚款委员会委员之职，正是已察觉到有被利用的前兆。[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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