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从西方输入的使命感更加强了中国士人因多层次心态紧张而产生的激进情绪。清末民初之人“毕其功于一役”的观念甚强，其实这个观念恐怕也多半是舶来品。中国传统观念是趋向渐进的，主张温故知新，推崇十年寒窗、滴水穿石的渐进功夫。汉灭秦，尚承秦制。清灭明，亦承明制。虽有改变，大抵是出新意于旧制之中。鼎革之时尚且如此，遑论平素。只有感染了西方的使命感之后，才会有一举全部推翻之气概。清季人在本朝而非鼎革之时，即主张将全国的大经大法一举全部改革，这样的观念多半是受西潮影响的。
结果，积极入世的近代士人对也是积极入世的西方思想的建设性一面接受的并不多，倒是对近代西方那种与传统决裂的倾向颇有领会。陈独秀就将“近世欧洲历史”化约为一部“解放历史”，即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与传统决裂。[61]陈氏的认知最能体现这种对西方历史的选择性领会。而这又与中国传统的“反求诸己”的取向暗合。再加上前述中国领土主权基本保存所产生的潜在信心在一定程度上又支持了“反求诸己”的取向，导致一种“我自己能够败，我必定自己能够兴”[62]的自信观念。这种种因素与近代中国的激进化扭结在一起，便产生出特殊的后果。近代中国士人的一个共同心结即大家为了中国好，却偏偏提倡西洋化；为了爱国救国，偏要激烈破坏中国传统。结果出现破坏即救国，爱之愈深，而破之愈烈，不大破则不能大立的诡论性现象。[63]爱国主义与反传统在这里奇特地结合在一起。
不过，近代中国知识人反传统固然有爱而知其丑的一面，其潜意识里也未尝没有以夷制夷这个理学模式传统的影响在。因为中国知识人要打破传统，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新更强的国家。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学习西方。且西方文化本主竞争，中国若真西化，亦必与之一争短长。故中国人学西方的同时又要打破自身的传统，无非是在“毕其功于一役”这个观念的影响下，想一举凌驾于欧美之上。以前是借夷力以制夷，后来是借夷技、夷制、夷文化以制夷，最终还是为了要“制夷”。这一点大约是西方诱导者始料所不及的。
概言之，胡适回国之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典范所针对的时代问题尚在，而此一典范所能给出的解答却已被许多人认为不合时宜。中国思想界急需却又未能产生出一个新典范来。余英时师指出：“五四的前夕，中国学术思想界寻求新突破的酝酿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境地，但是由于方向未定，所以表面上显得十分沉寂。胡适恰好在这个‘关键性时刻’打开了一个重大的思想缺口，使许多人心中激荡已久的问题和情绪都得以宣泄而出。当时所谓‘新思潮’便是这样形成的。而胡适的出现也就象征着中国近代思想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64]一句话，时势造英雄的条件已经形成。
* * *
[1] 本段全据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7—8页。
[2] 胡适：《归国杂感》（1918年1月），《胡适文存》卷四，第2页。
[3] 蒙文通：《治学杂语》，收入蒙默编《蒙文通学记》，三联书店，1993，第3页。
[4] 这方面理论甚多，但从史学的角度讲得最好的，大概还是剑桥大学的Quentin Skinner。其主要论述均收在James Tully，ed.， Meaning and Context：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
[5] 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台北：允晨出版公司，1987，第1页。
[6] 罗荣渠：《论美国与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输入中国》，《近代史研究》1986年2期，第78页。
[7] 胡适：《非留学篇》。
[8] 参见E.A. Kracke，Jr.，“Song Society：Change within Tradition，” Far Eastern Quarterly，14：4（Aug. 1955），pp.479-488.
[9] 钱穆：《中国思想史》，香港新亚书院，1962，第175页。
[10] 即使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虽然也确实结合了一些中国文化因素，但以孙本人常用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来概括其主义，即可见其渊源之一斑。
[11] 胡适日记，1926年11月26日。
[12]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1991年8月第6期，第23页。
[13] 《吴宓诗及其诗话·空轩诗话·二十一》，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第250—251页。即使这样的吴宓，在东南大学还算不够尊西的。他注意到，该校得一从美国学教育获硕士而仅“并及历史”的徐则陵归，即任命为历史系主任，取外间视为旧学象征的柳诒徵而代之。同样，一般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梅光迪也并未将柳氏放在眼里。可知以“守旧”著称的东南大学，其实际的尊西倾向并不弱于他校。参见《吴宓自编年谱》，三联书店，1995，第228—229页。
[14] 参见张汝伦等《人文精神寻思录》，《读书》1994年3月号，第3—13页；葛佳渊、罗厚立《谁的人文精神？》，《读书》1994年8月号，第58—64页。
[15] 参见柯文（Paul 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7。
[16]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5页。
[17] 俞樾：《自强论》第3册，《春在堂全书》，凤凰出版社，2010，第852—8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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