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先和稚晖、静江商定了推石曾为中华大学校长，决定之后，那天早上来寻蔡先生，只见一面，未及交谈，见着杏佛。杏佛说，“寅村先生来的正好。大学院今天预备提出北大的事，蔡先生自己愿意兼，不好自己提出，请寅村先生提出。”易就去寻蔡先生，说，他不能提蔡先生，因为事前已和吴、张两位商定了推石曾先生，若该推蔡先生，岂不成了“卖友”？所以后来国府会议有调停的办法，请蔡先生为校长，未到任以前，由李石曾先生代理。[95]
胡适还是坚持维持国府原案，即蔡元培做校长，由李石曾代理。蔡元培认为不好，还是决定请李石曾为校长，并补充易培基前述发言说：
那天我就没有想到石曾先生要做校长，后来才知道你们几位先有了一个会议，已决定了。但那天匆匆地我一时没有余暇回转过来。现在都明白了，所以决定请石曾先生为中华大学校长。
随后，吴稚晖有长篇发言，矛头直指胡适，说他是“反革命”，还翻出“三一八”惨案后李石曾等人被通缉之事，暗指是东吉祥胡同一系背后鼓动所致。据胡适的描述，吴稚晖演说中情绪渐进失控，先是“大说”，再是“直跳起来说”，又到“直跳起来，离开座次，大声说”。会议几乎变成吴稚晖对胡适的讨伐，丝毫不容胡适辩驳。支持李石曾者占绝对优势，胡适也只能妥协。6月19日，国民政府批准蔡元培辞去中华大学校长，改任李石曾。
散会后，吴稚晖摸出几张电报丢给胡适，电报所示解释了吴氏会上举动异常之原因。胡适记曰：
（吴稚晖）说：“哪，人家人都派定了，还有什么说头呢？”我打开看时，都是石曾给静江、寅村的电报，一封说：中华大学校长事，须四星期后始可就职，兹派柽章、（李）书华、（肖）子昇三人接收中华大学。一封说：加派沈尹默接收。电文中全不提大学院与蔡先生。我说：“吴先生，你若早点给我们看这两个电报，我们就可以不开口了！”大概稚晖也不满意这件事，所以他屡次说，“平时我们无论怎么样，到了有争论时，我总不好不站在石曾先生的一边的。——就是蔡先生也不能不站在他的一边的。”[96]
胡适对吴稚晖“也不满意”的判断应该大致不差，因为“不满意”才会在会后给胡适看那些电报，但也正如吴氏自己所言，“不满意”与“站队”始终并不冲突，特别是关系到各派相争之事。当日会上，胡适说李石曾派别观念太深，张乃燕却反驳道：“蔡先生的兼收并蓄，故有敷衍的结果。李先生派别观念深，故必不敷衍。”[97]李石曾一派并不讳言自己的派别观念深重，反倒有些引以为豪的意思。且越是派别观念深者，越是看重这种“站队”，也会以同样的想法揣度对方，把“站队”一事想得极为重要，因此吴稚晖在会上一再提起“东吉祥系”，即是表明立场、选择了“站队”而已。[98]
晚饭时，胡适听蔡元培感慨地说：“他（指蔡元培）从不晓得社会这样复杂；他应付不了这样复杂的社会，干不下去了。他们逼他兼司法部，却不许他做北大校长。这种干法，未免太笨。”在此情形之下，第二日胡适便致函蔡元培，要求辞去大学委员会委员，甚至说如果蔡元培不允许，自己也会在报纸上登启事，声明已辞职。[99]而早在15日会议最后，蔡元培即席提出要辞去大学院院长职务，还请众人商议继任者。参会者自然不能同意，但蔡元培却有“那我只好一丢就走了，将来还得你们诸位选出继任者”之语，也才会有当天饭桌上的那一段“肺腑之言”。
蔡元培的容人之量，众所公认。不过，“无所不容”也有可能被解读为“滥好人”。沈尹默说蔡在北大时就是被“包围”的。所谓“包围”，正如有研究者指出：“二人身后隐然各存一文人圈，虽大小不同，且时相交迭，然或因意见相左，或由利害所关，龃龉摩擦，蔡、李于此亦难全然置身事外。”[100]关于蔡元培与李石曾的交往，已有学者做过详细讨论。[101]李石曾，名煜瀛，清末名臣李鸿藻之第三子。二人初次会面于1902年的上海张园，订交于德国柏林，皆醉心于互助论，可说志趣相投。1913年后旅欧期间，二人过从甚密，共同筹办《世界月刊》和《学风》杂志，组织“世界编译社”，创办华法教育会，推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二人合作无间。蔡元培聘李石曾为北大哲学教授，后又聘其担任北大生物系主任。北大实行教授治校后，李石曾被选为评议会评议、行政会议委员兼财务委员会委员长、图书委员会委员，又兼研究所委员会委员。[102]二人还致力于中法教育事业的扩展，先后创办孔德学校、里昂中法大学等校，这一时期也是“二人合作最长、最好的一个时期”。[103]1923年至1926年蔡氏在欧期间，二人交集甚少，而李石曾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在教育界都颇为活跃。[104]此段时间李石曾似在有意扶植自己的势力，扩大在北方教育界的影响。其中与北大最为相关的是1925年北大脱离教育部事件。北京各校因声援女师大风潮掀起反对教长章士钊运动，李石曾等人提请评议会通过决议脱离教育部。[105]李石曾与胡适为赞成与反对两派之代表，就北大脱离教育之正当性、评议会权力问题大动干戈。[106]这也是胡、李二人早年较为激烈的一次交锋。当时站在李石曾一边的主要以“法日派”为主，也是此后李氏在教育界倚重之人。据顾颉刚转述，“当年北平挂李石曾招牌的，不下二三十个之多，有人背后还称李为‘北方王’”。[107]借北大改名中华大学以占领北方教育界，李石曾似有志在必得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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