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石曾最初对此事的回应并不算积极，除了不在其位的原因之外，他深知如果学生问题处理不好，有可能使北平大学区风潮更趋恶化，因此他不似蔡元培等人直接批评学生，而是主张在和平解决的原则之下公事公办，实际上是将难题推给了教育部，最后仍是要靠蔡元培和蒋梦麟出面解决。此后虽有强行接收北大之举，也是以“维系国府威信”为名，要求军警不携任何武器、不带皮带，以避免与学生有所冲突。[135]已经不再担任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选择此时与北大学生直接对话，并将抗议行动定性为“举动有违常规”，是出于对北大的“爱护之情，不后贤者”。他有意淡化风潮之严重程度，并不愿见北大卷入学潮。他在给北大学生电文的最后还特意提及校长李石曾，称其“德业高越”，还历数其辉煌事迹：“昔教授北大，群情翕然；经纶教育，亦多宏业。又其辅弼总理，领袖伦彦，勤劳党国，昭在有目。”希望学生长思远嘱，不必听信空穴来风。[136]蔡、李二人此前因中华大学改名事嫌隙丛生，其虽被怀疑是李氏“蓄意”而为，但二人早年情谊甚笃，此后在政事上也有不少交集，再加上有吴稚晖从中调和，[137]此时关系尚未完全闹僵。电文中对李石曾的推崇，并不只是敷衍之词。
但派系之事最易成为解释矛盾冲突的借口，如报载消息称：“李石曾与蔡元培素极重视北大地盘，李此次北上，蔡派对之不满，此次反对李之学生，即与蔡有密切之关系。李未到校之前，即欲借证明学生学籍而开除一部分之学生，故学生辈打人先下手，反李之声浪以启。李氏一派，则主张表面暂持不理主义，然内幕中活动颇紧。”[138]再联系到蔡、蒋电文开头处即有“护校之举曾得培等同意，虽知好事之徒，虚构谰言，别有用意”等语，可见当时流言之盛。[139]对此传言，李石曾也站出来回应，北大事件与蔡有关只是外界故意挑拨，继而说道：“蔡与余系老友，学潮发生后，曾来电慰余，即可概见。”[140]自改名中华大学事起，蔡李两系龃龉便已逐渐公开化。不管散播流言者是否有党派色彩，抑或当事人是否自认存在派系之争，流言渐起之势都说明，蜀洛交哄已成既定事实，甚至到了可以被利用的地步，对此后教育最高领导权的布置影响颇大。陈布雷在1930年接任教育部常务次长时就颇为踌躇，深感“将调和两大势力之间，尤为复杂而繁难”。他说：
十一月接行政院秘书长电嘱，即赴京一行，余不明其故，即夜附车往，既至则知蒋公将自兼教育部长，而欲调余人教部相助也。教部之改组，由于李（石曾）、蔡（孑民）两系之龃龉，石曾先生方面常视蒋梦麟为蔡所提挈之人（不但对蔡不满，且对于现代评论派之人物亦不满，而谥之曰吉祥“胡同名”系），然石曾先生所汲引之人如易培基（劳动大学）、褚民谊（中法大学工学院）、郑毓秀（上海法政学院）及萧蘧（中法大学）、谭熙鸿等在平、沪等处办学成绩极不佳，且常蔑视教部法令，教部屡欲裁抑之，石曾先生以为难堪，主张去蒋梦麟甚力，吴稚老于李、蔡均友善，而尤同情于李，乃提议以高鲁（天文学者）代蒋梦麟为教长，将通过矣，而胡展堂先生反对甚力，即席声言‘高鲁何如人，乃可托以教育行政之重任，岂不羞天下之士！’蒋公不得已，乃请于高鲁未到任以前，由蒋公以行政院长名义自兼教育部长，而以李书华（润章）为政务次长，润章则石曾先生所提挈之人物，而在李氏系统中为最纯谨公正之人物也。[141]
以陈布雷对1930年之后的观察和判断来讨论1928年底的事件算不上十分妥当，但不到两年的时间两系冲突就已到了影响教育部正常运行的地步，甚至要靠蒋介石出来调和，可见其事态已经相当严重。舆论一向喜对党争内斗之事捕风捉影，当争斗从局内人逐渐扩大为公共事件之时，无论当事人本身派系观念是否深重，实际上都已没有了置身事外的辩解机会，也很难阻挡流言传播。有些时候，流言还有可能反过来对当事人产生影响，更偏向利用派系加以解释，反而坐实了派系之事。
李石曾在处理北大事件时特意对公众强调与蔡元培关系密切，虽是出于消弭流言的目的，但或许也希望借助蔡之威望为自己铺路。李氏多年来虽也有意在教育界培植自己的势力，但对争夺北大始终有所顾虑。[142]他在推行北平大学区时所受阻碍，大部分来自北大师生的反对，其在北大师生中的声望甚至还不如吴稚晖，遑论蔡元培。[143]在北大复校运动中，请蔡元培回平长校作为请愿要求之一不断被提及。因此，对于北平大学区风潮来说，局内人的决策固然会影响时势走向，局外的北大师生和社会舆论，同样也是不可忽视的“造势者”。
三 造势者
五四后教育界的政潮、教潮与学潮，常常互为因果，相伴而生。教育行政权力更迭频繁的恶果之一，是办学经费无以维系，学校运行因此而中断。比起教职员去留的抉择，对于尚在求学阶段的学生来说，无论是留下继续学业还是转投他处，都要付出更高代价。胡适曾经感慨五四后北大同人“死者死，杀者杀，逃者逃”，“北大久不为北大”。[144]北伐胜利及政权转换终于给北大带来新的转机，恢复“北京大学”的名称与建制，理所当然地成为北大教职员与学生的共同目标。北大师生与大学院/教育部的函电交驰，再加上面陈利害，甚至是武力对抗，半年时间内北大始终处于名称更替的过程之中，或多或少都与北大师生的抗争有关。不过，抗议的过程充满着变数，看似一致的目标背后逐渐显露出教职员与学生的不同立场和诉求。五四后，学生已经俨然成为影响教育界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在1928年到1930年的复校过程中，部分学生表现得尤为积极，实际上主导了北大的复校运动。作为缔造北大历史的老校长，提议蔡元培重新长校是抗议初期复校宣言中频繁出现的要求之一。不过，随着北大复校之事久悬未决，社会舆论对蔡元培的“不作为”颇有微词，他回校的可能越来越小，其与北大的关联也逐渐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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