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胡适这十多年与父亲特别是母亲在一起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主要是给了他“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胡适自谓：“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但正如他也说过的，胡母是“慈母兼任严父”。胡适所受的做人的训练，许多也来自其父亲，只是从母亲那里转手罢了。胡适一生为人处世受父母影响极深，他自己回忆说，“我父亲死得太早，我离开他时，还只是三岁小孩”，其间还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住在一起。故小胡适与父亲的接触是不多的。“我完全不曾受着他的思想的直接影响。”他记得起的，就只有父亲教他认字、也是父亲学生的母亲兼做助教那一段“我们三个人的最神圣的团居生活”。[7]
这回忆的“神圣”和可贵，或者也是因为父亲去世后孤儿寡母生活的艰难所升华。胡适1907年做诗《弃父行》，有序，说这是“作者极伤心语也。作者少孤，年十六，而先人声音笑貌，仅于梦魂中得其仿佛。年来亟膺家难，益思吾父苟不死者，吾又何至于此。是以知人生无父为至可痛也”。[8]其中“吾父苟不死者，吾又何至于此”很能说明胡适的心境。除作者的伤心外，多少也有些抱怨兄长的不够争气及大家庭的不十分和谐。实际上，恐怕也有“吾父苟不死者，吾母又何至于此”的意思在。声音笑貌既然只能“得其仿佛”，对小胡适来说，父亲的形象部分是由母亲的追述帮助塑造出来，部分更可能是他自己较懂事后去追溯出来的。他后来自己说，父亲留给他的，一方面是遗传，一方面是“一点程朱理学的遗风”。[9]但父亲的影响，其实还要深远得多。
胡适未进学堂，已认得近千字，所以就跨越了一般儿童所读的《三字经》《千字文》等识字课本。他一进学堂，读的就是胡传自编的《学为人诗》，也就是胡传希望他的儿女学习的“做人的道理”。诗的第一句就是“为人之道，在率其性”。但下面紧接着又补充说：“子弟臣友，循理之正；谨乎庸言，勉乎庸行；以学为人，以期作圣。”[10]如果这里是在阐述《礼记·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脩道之谓教”的大道理，则自有理学家所谓人心、道心和循天理一类的大讲究。[11]胡传虽理学中人，是否会让小孩子去体味这样深奥的性理之学，我尚存疑。若退而求其字面意，则第一句讲的是重自然的发展，以下接连以人伦准则约束之。这虽然是典型的儒家观念，但与赫胥黎之《进化论与伦理学》的见解也颇相近（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就将后者略去许多）。能将此两方面融为一体的确应可以成为真正的圣人，当然要做到实不容易。小胡适初读这些句子时虽然未必就能领会，但熟读成诵之后，其潜移默化的力量决不在年龄较长之后读懂的那些东西之下。观其一生，也正是在“率其性”和谨勉以学为人之间游移，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真孔子的态度，虽不能至，仍始终向着“作圣”的方向努力。[12]其间种种的看上去矛盾之处或表面的“激进”与“保守”，大约都与此有些关联。从这个视角看，胡传总结出的做人的道理，的确影响了他小儿子的一生。
同时，胡传敢于闯荡边疆那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对胡适也有较大影响。唐德刚先生说，胡传闯边的“最大动机”，是“在人才济济的东南和北京找不到可以一展抱负的机会”，所以“下定决心到那最需要人才，而人才最不愿去的地方”。[13]胡传的这种精神，他的二儿子和小儿子都颇能继承。胡适是幼子，少无养家之责，只见父亲行事的精神，所以对父亲闯边一事十分自豪，也觉得父亲的成功与此相关，每乐道之；后来在美国时还曾劝他的二哥另辟蹊径，往西北发展。但是胡适二哥的观感就与其弟大不相同。胡觉因大哥不十分能干，稍长即随父亲闯边，在台湾时几至战死沙场；后来也曾步乃父后尘，往东北求发展，但都不是很成功。在婉责其弟“年轻阅历尚浅”后，绍之告诉胡适，从北京到新疆，那时路途就要半年的时间，“即使百折不回，亦不过徒抛心血”。重要的是胡觉特别指出：“先人之故辙，可引为鉴也。”。[14]两弟兄的认知，竟截然相反。
胡适对父亲所作所为的认知既然如此，其敢于另辟蹊径的胆量，的确是比他二哥和许多人都强。后来胡适的好友任鸿隽就说胡适喜欢“舍大道不由，而必旁逸斜出”。不过，胡传的不走大道，主要是因为大道不通。胡适的不走大道，却更进了一层，含有不追随别人而主动开拓之意。他在答任氏的信中，虽然也说他并无意要“立异以为高”，但又明确指明他的确不愿走“学这个，学那个”的“大道”，反宁愿放弃大道而“旁逸斜出”。[15]母亲有意培养的“异于群儿”的认同在这里多少要起点作用，而胡传不走大道却能“成功”这一形象的影子也依稀可见。我们如果细察胡适一生的建树，几乎都是在不追随别人而主动开拓一面，就可知父亲暗中的影响有多么大。
有时候，胡适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教诲内容并不一致。胡家是大门上贴着“僧道无缘”条子的理学家庭。但胡适生活在其中的女眷们却个个都是深信神佛的。这里分明提示着过去中国所谓大传统小传统的不同传承方式：僧道无缘的理学一脉是靠文字传承的，重“眼学”而轻“耳学”；读书不多的女眷们又另有一套深信神佛的传统，却主要靠口头传播来延续。虽然各有各的精神世界，两者实际上也能并行。[16]小胡适起初不仅信神信佛，而且实际上是极怕地狱和来世变猪狗的。但胡适既然走的是读书一途，渐渐必然受着理学一脉的影响。到十一二岁时，读了司马光的家训和《资治通鉴》上记载的范缜的无神论观点，正所谓“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贯通”，从此就变成了无神论者。而小胡适的这一次“思想解放”，其实也就是“因为他们教我不怕”。[17]假如胡适父母对儿子的影响也存在竞争的话，胡母大概从未觉察到，她一力培养胡适做读书人，毋宁是在挖自己一边的墙脚。的确，只要中国文化维持讲让不讲争的准则，小传统就始终不能也不想战胜大传统（到中国人西化到既讲究“争”又讲以多数取胜的“民主”时，人数多的小传统就会逐渐占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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