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 参阅张艳《五四运动阐释史研究（1919～1949）》，第66～107页。
[94] 《社论：“五四”勖青年》，《中央日报》1940年5月4日，第2版。
[95] 王星拱：《“五四”的回忆》，《世界学生》第1卷第5期，1942年5月，第3页。另有黄季陆：《蔡元培先生与国父的关系》，《传记文学》第5卷3期，1964年9月。
[96] 罗志田：《历史记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近代中国史学十论》，第173页。
[97] 张晓唯：《蔡元培与胡适（1917～1937）——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第 216～228页。
[98] 杨廉：《读书不忘救国 救国不忘读书 现在有实行之必要——杨厅长廉廿日在读书运动讲演大会报告》，《安徽政务月刊》第6期，1935年4月，第58～60页。
[99] 《社论：纪念蔡先生》，《中央日报》1943年3月5日，第2版。
[100] 《社论：蔡孑民先生的警语》，《中央日报》1947年5月4日，第2版。
[101] 《社论：念五四·看当今》，《中央日报》1948年5月4日，第2版。
[102] “中央日报出版广告”，《申报》1928年2月1日，第1版。
[103]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下册（2），第527页。
[104] 《短评：追悼蔡孑民先生》，《新中华报》1940年3月12日，第1版。
[105]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487～488页。
[106] 顾昕：《中国启蒙的历史图景——五四反思与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之争》，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第5页。
[107] 本段及下段皆出自《社论：悼蔡孑民先生》，《新华日报》1940年3月24日，第1版。
[108] 艾思奇：《共产党与知识分子》，《艾思奇全书》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731页。
[109] 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20、618页。
[110] 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56页。
[111] 《哀穆的空气中追悼蔡元培吴承仕》，《新中华报》1940年4月19日，第3版。
[112] 吴玉章：《纪念蔡孑民先生》，《中国文化》第1卷第2号，1940年4月，第49页。
[113] 本段引文皆出自《社论：怀念蔡孑民先生》，《新华日报》1943年3月5日，第2版。
[114] 胡绳：《争民主的战士永生》，《新华日报》1945年1月11日，第3版。
[115] 《胡适校长论大学教育》，《大公报》1946年7月30日，第2版。
[116] 《傅斯年谈北大复校》，《大公报》1946年5月6日，第3版。
[117] 艾治平：《听胡适校长讲演》，《山西文学》2006年第5期，第14～15页。
[118] 《从北大的校庆说起》，《申报》1946年12月17日，第2版。
[119] 《北大纪念校庆》，《大公报》1946年12月18日，第3版。
[120] 胡适：《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教育》，中华书局，1998，第165～169页。
[121] 《北大展览五四史料》，《益世报》1947年5月5日，第4版。
[122] 《北大五四纪念周结束》，《大公报》1947年5月8日，第3版；《北大展览五四史料》，《益世报》1947年5月5日，第4版。
[123] 胡适：《“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大公报》1947年5月4日，第3版。
[124] 〔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成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344页。
[125] 《北大旅沪校友发起孑民图书馆》，《申报》1946年2月18日，第2版；《纪念北大五十周年》，《大公报》1948年3月25日，第3版。
[126] 李庆聪、吴晞编《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记实》，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3～4页。
[127] 《大炮机枪声中北大渡过校庆》，《申报》1948年12月18日，第2版。
[128] 《北大首脑忙逃难 校庆纪念欠热闹》，《益世报》1948年12月17日，第3版。
[129] 叶向忠：《北大的情缘》，《北大岁月：1946～1949的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397页。
[130] 项子明：《回忆北大地下党的一段组织史》，《北大岁月：1946～1949的记忆》，第363页。
[131] 鲁迅：《我观北大》，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第287～288页。
余论
“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恐怕是谈论近代中国大学最难绕过的话题。蔡元培曾说过，“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1]正是他在校期间的诸项革新，一扫官僚养成所之风，才奠定了北京大学的品格与灵魂。如果以民国教育变革的实际结果为标准，无论是其倾注心血的北京大学，还是超轶于政治的教育行政制度设想，在现实的冲击下，或改弦更张，或灰飞烟灭，在这个意义上，蔡元培无疑是个“失败者”。但是，蔡元培却一直被视作近代以来中国大学校长的“典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典范”与其说是从蔡元培的道德抑或事功层面而言，毋宁说是指他自晚清至民国的漫长经历中所持有的独立精神与人生境界。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其在改革北大期间所持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道，不仅成为近代大学追求的办学理念，也被视为“蔡元培精神的象征”[2]，不断地被纪念、被追忆，也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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