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我开始撰写《陈独秀传（下册）——从总书记到反对派》一书（此著为李新主编的革命史丛书之一，该书上册已由丛书编委会成员之一任建树先行接手），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被迫结束以后得以面世。但由于形格势禁，为了能够顺利出版，该书在观点上未能有较大突破，资料运用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尽管如此，此书还是受到了欢迎，在上海图书馆的借阅率好几年名列前茅。而且，由于陈独秀后期档案资料很快又被查封，并转移到北京中央档案馆，不让学者研究使用，这本书成了所有研究陈秀后期历史的学者必阅的“工具书”。
就在《陈传》下册出版前夕的1989年3月，我与十几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陈研学者，在北京成立了“陈独秀研究会”，决心把对陈的研究与“正名”工作推向前进。1992年，我出任该会秘书长（后来改选为执行会长）。次年10月，我为该会创办并主编会刊《陈独秀研究动态》，为全国陈研学者提供一个交换新资料、新观点的平台。同时由陈研会组织，两年一次，逢陈独秀生日和忌日轮流在其各个历史活动地举行全国性的学术研究讨论会，交流学术成果，并推动为陈独秀正名的运动向纵深发展。我们陆续把“十宗罪”推倒了九宗，只剩下“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由于缺乏有力的资料，无法撼动。
真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在这个时候，1994年由俄罗斯科学院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同德国柏林大学东亚研究会联合编辑的大型系列档案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9）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有关专家陆续翻译出版。首先出版的6卷，正好收录的是关于陈独秀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从1920年创建中共，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几乎全部绝密文件。从中，人们可以十分清楚和详细地看到，陈独秀怎样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下创建中共，又怎样被迫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怎样被迫接受国际命令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怎样一次又一次地被迫放弃独立发展中共、独立进行革命的主张，接受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的训令向国民党让步、屈服，从而成为国民党进行北伐战争的附庸和助手；以及1927年4月至7月，国民党怎样把中共打入血泊中，斯大林又是怎样把失败的罪责推到陈独秀身上。所有这些，彻底地推翻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这项罪名，原来是斯大林文过饰非，把陈独秀当替罪羊的产物。
除陈独秀问题外，本人还在多个领域从事研究，著有《宋庆龄传》（主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中国托派史》等，多数获得重大奖项，并获得“政府特殊津贴”，该奖是为那些为我国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而设。但我也因多次闯禁区、踩线而受到警告，甚至走到“严惩”的边缘。有人对我说：“你是新中国共产党培育的学者，不为现实政治服务，违背正统观点，是严重错误。”我回答说：“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况且，党的基本原则正是“实事求是”，我求真实写历史，无愧于党，更无愧于祖国和人民，无愧于历史。
本书的写作动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笔者企图把自己近30年来积累的资料和思考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广大学者，特别是那些在为陈“正名”的战斗中结为战友的先生和女士们。同时，我也要说明，本书所以能如此全面的贡献陈研资料和许多反传统的观点，是由于吸收了以上提到的全部资料和陈研会员的研究成果，故而大胆地取名为《全传》。为了求“全”，初稿近百万字。由于篇幅有限，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帮助下，若干内容只得割爱，减缩成现在这个版本，但与国内外几本陈传相比，还是最全的，所以未改书名。自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此书的所谓“全”也是相对的，只是指就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状况而言。所以，本著实际上是广大有良知的陈研学者集体的创作。为此，我向广大陈研学者，向广大原陈研会会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还要指出的是，本著在撰写过程中还得到日本京都大学石川祯浩教授、东京大学教授佐佐木· カ教授、庆应义塾大学教授长堀祐造和弘前大学李梁教授的热情帮助。这种国际友情产生于前几年日中关系紧张的时期，让我十分感动。另外，我还收到邵育信先生（瑞士籍，原中国托派中央临委邵鲁之子）和原中国托派老人、已故的郑超麟、王凡西（英国籍）先生提供的许多资料和信息，在此也一并感谢。
本著的撰写，是我在陈研会无法立足时向会员的许愿之举。但是为了照顾妻子的病体，研究与撰写工作只得断断续续地进行，本来准备两三年完成的工作，现在花了整整五年，使许多朋友和陈研会员等得太久，这也是需要说明和表示歉意的。这一点想必大家也能理解。
我的妻子魏淑敏，为我三十年学术生涯提供了全部的后勤保障，让我能够专心于学术研究。为此她操劳过度，从2003年起，几次发生脑血栓、心肌梗、股骨骨折等病危状况，近年来发展到全身瘫痪，直到近乎“植物人”的程度，使我感到深深的歉疚。本书在出版社审阅期间，即2009年3月9日，她不幸病逝，未能见到本书的出版，遗憾之至！
明年我将进入古稀之年，本著乃笔者的封笔之作。香港凌文秀先生为本著的出版热情奔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提供了出版机会，为我的学术生涯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为此我对他们无比感激。我还要特别感谢本书编辑吴永嘉小姐和出版社为此延请的特约编辑胡泊先生出色的工作。出版社按国际规格，要求甚高，所提修改意见对我帮助很大。我也曾努力为之，但几十年来大陆在这方面的低规格积习已深，尤在资料的运用和注释上限制较多，致少数地方仍有缺憾，望读者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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