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段文字中，我们至少可以得知，在1901年4月3日出版的《励学译编》创刊号上刊出的安庆代售处联系人和捐银者名单中的陈独秀，在1898年9月后与励志会同人游学各省时相识，1900年《励学译编》筹备时，给陈独秀通了信，请其允设代售处，陈还愿捐银三元。而对他们仿日本、传西学、疏民智、挽国亡的做法和宗旨，陈独秀是完全赞同的。只是陈的外文还没学，不能参加而已。而且，从《励学译编》所载的“本社译人办事诸君姓氏”及代售处名单中，该志联络之人及地区相当广泛，除了苏州、安庆外，还有上海、无锡、杭州、南昌、南京、江阴、日本等处。这些地方中，日本留学生与励志译社及《励学译编》的关系最密切，因此也与陈独秀的关系密切。据励学译社成员包天笑回忆：“那时有几位朋友，留学日本，我们常与他们通讯，并且苏州设立了日本邮便局，我们常委托他们邮寄书报，在文化交通上，较为便利。”“那时中国政府派出去留学日本的很不少，而自资留学者也很多。我们所认识的有杨廷栋、周祖培诸君，他们都是学政法的。”在创办《励学译编》时，“我们这一群朋友中，便与这班留日学生联络起来，常常通信。他们在书信中，告诉我们种种事情。”[29]
实际上，这里提到的杨廷栋、周祖培等留日学生，与苏州的励志译社互为影响、互相支持，做着同样的工作。原来，当时在日本留学生中也有一个“励志会”的组织，成立于1900年春，其宗旨不过是联络感情，策励志节，是一个联谊性组织。但是，由于国难频频，政治热情也很高，经常探讨中国衰弱的原因和变革转强的出路。于是，在苏州《励学译编》创刊前四个月的此前，1900年12月6日，同为江苏人的杨廷栋、周祖培等人，就创刊了《译书汇编》，以编译欧美政法名著、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为主，同时普及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常识，设有社说、论说、学术、研究资料等栏，很受留学生和国内先进分子的欢迎。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说：日本留学生中，江苏人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主持的《译书汇编》，其译笔流丽典雅，风行一时，被称为“留学界杂志之元祖”，“自后各省学生次第倡办月刊，吾国青年思想之进步，收效至巨，不得不谓《译书汇编》实为之倡也”。日本的这些江苏留学生当时都在专门为中国留学生学日语办的东京专门学校学习。他们边学边用，就把日文版的西方政治学说著作翻译过来（如杨廷栋译的卢梭《民约论》，此外他们还译了孟德斯鸠的《万法精义》、穆勒的《自由原论》等），正好适应了留学生追求学习西方先进思潮的需要。而苏州《励学译编》与他们不仅有通信联系，还有业务联系，所刊译著大半译自日文，而且转载《译书汇编》上的文章。《励学译编》在东京的代售处就是《译书汇编》发行所，同时，《励学译编》还刊出代售《译书汇编》的广告。苏州吴县人周祖培不久回国后，参加了励学译社工作。
安庆陈独秀—苏州《励学译编》—东京《译书汇编》之间的这种关系，提供了考察陈独秀这几年的行踪、所受的教育和思想，并足以否定多数学者所定的这一时期陈独秀在杭州求是书院接受西学的说法，实际情况是陈独秀是自学成才的典型。包括他后来留学日本期间。由于大战和大地震等原因，陈独秀五次留学日本，都没有留下系统的资料，学什么科目？成绩如何？等等，经过中日学者几十年的查考，都不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他进某一日本学校，都是象征性的，除学一点日、英、法等外文外，主要是找原著或日人译介的西文社会科学图书，进行自学，不为学校的规定所拘束。这是他从小养成的性格，追求独立自由发展的精神表现，他是自学成才的典型，与鲁迅、胡适等人的成才之路不同。这也是与他留学的目的是寻找救国的方案而不是学一门专业的思想一致的。所以，他后来推行教育革命时，特别强调学生的自学精神，重视社会教育和图书馆事业。
1898年，在参加南京乡试后回安庆、与维新派人士密切交往并在各种新书报中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识的陈独秀，与游学各省到此的苏州励学译社的成员相识。然后，随嗣父陈衍庶到东北，住了一段时间。昔凡善长诗赋、书法和绘画，并酷爱收藏书画古玩。聪明而爱好不同的独秀在这里受到熏陶，文化修养得到进一步提高。[30]
次年，兄弟俩得到母亲病重消息，匆匆南返。陈后来悼念兄长诗中，有一句说：“南奔历艰险，意图骨肉全。”这里的“南奔历险”，有人说是在途中遇到东北的土匪“红胡子”劫财，要杀。后来知道他是陈衍庶的儿子。不仅归还财物，还护送他俩入关；孙伯醇还说：陈衍庶为奉天新民府知府时，红胡子张作霖曾被捕判死刑。陈予以相救，并招安。[31]查张和陈的历史，这个说法不准确。张作霖被招安收编是在三年以后的1902年。当时的新民府知府是增韫，不是陈衍庶。从《怀宁县志》记载，这时的陈衍庶可能是任知府同级的“新民府擢道员”。由于如前所述他在东北任职期间，“悉得民隐”。对此，当时红胡子张作霖也表示钦佩，所以放了陈独秀弟兄俩。这个解释似乎更符合实际。
弟兄俩“辛苦归闾里，母已长弃捐”，可惜未能“骨肉全”——与母亲见上最后一面。母亲是当时陈独秀心目中最敬爱最眷恋的亲人，“无言执兄手，泪湿雍门弦”，[32]这可能是重感情、知恩情的他，一生中第一次尝到失去亲人的痛苦。然而，使他更为痛苦和迷茫的是他的改良主义信仰由于戊戌政变的失败、康梁出逃日本、谭嗣同等六君子牺牲而遭到沉重打击。于是，因母亲逝世，陈独秀在家中未住多久，又北上东三省。这一次他在帝国主义侵华第一线亲身体验到国亡家破民苦的滋味，更坚定了他探索救亡道路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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