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汪希颜三首[52]
凶耗传来忍泪看，恸君薄命责君难；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
历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颠连；而今世界须男子，又杀支那二少年。
（吴君茂良以事亡于海上故兼悼之）
寿春倡义闻天下，今日淮南应有人；说起联邦新制度，又将遗恨到君身。
（汪希颜是后来陈独秀终身挚友、上海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的胞兄。陈在信仰维新主义时相识，二人对教育制度的改革应实行德、智、体三育并举的方针有共识，也曾交流国家救亡与建设之种种设想，被青年陈独秀视为一难得的知己。）
题西乡南州游猎图[53]
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鸣。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徒屈自由身。
驰驱甘入棘荆地，顾盼莫非羊豚群。男子立身惟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
前诗表明陈独秀对有思想的革命志士的重视。国民大多数处于愚昧状态固然可悲，但正因为如此，更需要少数先驱者去做启蒙的工作。后诗则表现了在这国家大变革时期，将不顾敌手如何强大和左右怎样的干扰，自己决心独立思考和探索，牺牲个人利益而为国事勇于献身、一往无前的精神。
拒俄运动一开始，就引起清政府的密切注意和恐慌。东京留学生集会后，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便致电两江总督端方：“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计有二百余人，名为拒俄，实为革命。现已奔赴内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54]同时，清政府也密谕“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拿到，就地正法”。[55]虽然后来清廷否认曾发出此谕，但清政府镇压拒俄运动却是事实。
陈独秀在藏书楼的活动，也受到当局的注意和查禁。知府桂瑛甚至化装混到现场听陈独秀等人演说。当时报纸报道：“闻来往是处（藏书楼——引者）之人，均系极有热心主持维新之士。其中有数名，乃近由日本留学而归者，彼等常在是处，谈议维新之法，并在是处代售在日本所刊之某华报。其报乃为华官所深不喜而欲封禁之者，但屡行封禁，均无成效。安庆府知府桂某闻藏书楼代售是报，则大为愤怒，故当此藏书楼开会议时，该府亦往而旁听。彼闻会议之人论及东三省之事，心甚不悦。一回署后，印签差往拘学生。”[56]桂瑛在藏书楼贴出镇压布告曰：
访闻近有东洋游学回国之人，在该处私设会社，演说悖妄之词，摇惑人心，实属荒谬，有违国家法律。现奉抚面谕，不准演说，私设会社，如违拿办。[57]
同时他又呈报两江总督端方。安徽巡抚聂某也亲自出马，宣布学生不准“妄动”，否则立即“开除”，并饬令严缉陈独秀等人。
端方接阅呈报后，立即电饬安徽统领韩大武：“皖省之‘励志学社’与东京拒俄义勇队互通声息，名为抗俄，实为排满，且密布党羽，希图大举，务将何春台、陈独秀一体缉获。”[58]端方同时还奏请政府饬令各省一体缉拿。于是，藏书楼即被查封，柏文蔚、郑赞丞等十余人被大学堂开除。
陈独秀则险些被捕。安庆统领韩大武之文案吴汝澄是陈独秀之友，他在接得端方电令后，连夜把电令内容通报给陈独秀及爱国会有关人员。于是，陈及有关人员星夜逃走。次日，韩大武令吴汝澄将电令译出，再派人去逮捕陈独秀等一干人时，陈已逃亡上海。
1903年上半年陈独秀在安徽发动的拒俄运动，是安徽及中国革命史上重要的一页。当时报纸报道爱国会章程时评论说：“此事于国家前途大有影响，事虽不成，其拟章实是为安徽志士之一纪念，故录之。”[59]参加这次活动并被开除、后来成为著名国民党元老的柏文蔚在《五十年经历》回忆录中说：“此时，革命情绪更一发而不可遏。”[60]因此，史家认为，“清朝末年，安徽的革命运动，发端于安庆藏书楼演说”；将陈这一段的活动概括为“传播新知，牖启民智，宣传爱国，鼓吹革命”，[61]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有人认为，这时的陈独秀在爱国会拟章中提出“遵守国家秩序”、“恢复国权基础”等，没有提反清口号，陈还是一个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改良主义者。其创一国民同盟会，“不受异族之侵凌”之异族是指外国侵略者，不是“排满”。因此他是一个“改良的爱国主义者”。但是，历史的逻辑是：以媚外卖国求自存的清政府，连这样的爱国者都不能容忍，终于把陈独秀这样的大批原来崇尚改良的爱国者推上革命的道路。所以，1903年的拒俄运动，是陈独秀由改良转向革命的重要转折点。
蔡元培、吴稚晖、章炳麟、邹容、章士钊等人及其主持的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有强烈的仇满情绪。他们当时主要的目标是通过反帝宣传，鼓动人们起来进行反清革命，推翻满族统治，并以《苏报》为主要阵地。尤其是1903年6月聘用章士钊为主笔主持报务后，《苏报》实行重大改革。其改革宣言称：“吾将大索天下之所谓健将者，相与鏖战公敌，以放一线光明于昏天黑暗之中。”[62]公开揭出用革命舆论指导中国政局变化的旗帜，对清朝反动统治和保皇派发起激烈攻击。当时正值剧烈鼓吹“革命排满”的邹容名著《革命军》和章炳麟名著《驳康有为》先后出版，《苏报》即发表章炳麟为《革命军》写的序文，并著文介绍二书，公开号召去世袭君主，排贵族特权，推翻君主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疾呼“中华共和国万岁！”引起社会极大震动。于是，清政府即行镇压。6月29日发出查禁“爱国学社”和《苏报》，捉拿陈范、章炳麟、邹容、龙积之等七人的牌告。30日，在爱国学社捕去章炳麟，然后，章又写信劝邹容、龙积之等投案。当时，督办此案的候补道俞明震本打算吓退当事人，不了了之，不想真的逮捕人，扩大事态，不可收拾。所以，他们都有机会逃脱。但是，章炳麟却书生意气，认为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准备用自己的鲜血和头颅来向社会宣示这种反清革命事业的正义性，坐等巡捕来逮捕。邹、龙二人也来投案自首。这固然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志士的英雄献身精神，但革命者还是应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和损失。陈独秀一生多次摆脱缉捕，同样表现了另一种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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