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苏曼殊很喜欢法国文豪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决定翻译成中文，并连载于《国民日日报》。连载时译为《惨社会》，作者译为“嚣俄”。这时曼殊的汉文根基尚差，“不工为文章，造词多乖律令。而独秀殷勤启迪，不啻师之弟子”。[74]柳亚子说：陈对苏曼殊的译文，于“字字句句间为他指点、修改不少……此后，独秀与曼殊时在一起，常以文字相往来，过从极密，而曼殊受益亦不少。这样曼殊就因独秀的影响，而启示了自己的天才，成为一个超绝的文人了”。此人真是一个怪人怪才，汉文根基不好，竟然还想作诗。惊人的是，曼殊后来竟还真成了一位诗人。原来，曼殊学作诗也在这个时候“由独秀指导”。可能老师对学生很严格，曼殊称他是“畏友仲子”。[75]
曼殊因身世飘零，又受佛教和西方悲剧作品影响，佯狂玩世，在与陈一起加入“青年会”后不久，即厌世而削发为僧，法号博经，世称曼殊上人。但又耐不住寂寞，又以僧装还俗，加入到《国民日日报》工作中来，后来做过不少革命工作。但他又生活无节，嗜酒暴食，1918年35岁时即英年早逝。
那时的革命者中，有一些人，一面因献身革命，饱受反动当局的迫害，一面因追求个人自由，与现实专制社会格格不入，缺少社会（包括家庭、亲友、恋人）温情，因此备受折磨。体质稍弱者，往往早逝。社会发展中，这种精英早殇的现象是十分突出的，与陈这段时期有接触的就有汪希颜、邹容、何梅士、苏曼殊、吴孟侠、汪仲尹、熊子政等。
陈对重要亲人和朋友的去世，一般都写诗或作文悼念，有的还写长诗，而且他写诗文并非一般应酬，而是挥洒真情。如他早期写的《哭汪希颜》、《夜梦亡友何梅士而赋此》、《述哀》（哭兄）、《存殁六绝句》，晚年写的《挽大姊》《蔡元培逝世感言》等。这里充分表现了陈品性中重感情的一面。这与他对敌人深恶痛绝并以“四十二生的大炮”进行轰击的战斗精神，形成鲜明对照。
陈独秀后来对曼殊有不少感人的回忆。1926年9月6日，他对柳亚子说：“曼殊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真是所谓天才。他从小没有好好儿读过中国书，初到上海的时候，汉文的程度实在甚不高明。他忽然要学做诗，但平仄和押韵都不懂，常常要我教他。他做了诗要我改，改了几次，便渐渐的能做了。在日本的时候，要章太炎教他做诗，但太炎也不曾好好儿的教，只由着曼殊自己去找他爱读的诗……读了这许多东西以后，诗境便天天的进步了。”不仅如此，在陈的调教下，他不仅能把大部头的外国名著翻译刊登出来，还能做最难的翻译外国名诗（拜伦、雪莱的诗）的工作，而且不久还成为诗文、绘画俱佳的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陈感叹说：曼殊“能够成就到如此地步，真是不容易的。他实在是一个天才的文学家”。陈独秀还讲到东京同盟会时期，章太炎与刘申叔的冲突与他们反对孙中山的活动。当时曼殊与他们住在一起，看透了人情世故，“不肯随时俯仰，只装做癫癫疯疯的样子，以佯狂免祸罢了……好在他们都当他是傻子，甚么事不去回避他，而他也一声不响，只偷偷地跑来告诉我”（所以，陈独秀对同盟会和国民党，由于很了解它们的弱点，有很不好的印象）。陈独秀最后说：“在许多旧朋友中间，像曼殊这样清白的人，真是不可多得的了！”[76]
在教曼殊的人中，还有章士钊。那么，谁对他影响最大，是他最好的老师呢？陈独秀。柳亚子在曼殊去世17年后的1935年写诗这样说：
名扬画虎惜行严（即章士钊），孤愤佯犯有太炎，要忆囹圄陈仲子（陈时在南京狱中——引者），曼殊朋友定谁贤？
关于二人翻译《惨社会》的合作，就更富有喜剧意味了，并可见二人友谊的思想基础。
《国民日日报》停刊时，《惨社会》只发到第十一回的一半。镜今书局的老板陈况全对陈说：“你们的小说没有登完，是很可惜的，倘然你们愿意出单行本，我可以担任印行。”[77]《国民日日报》停刊后，陈独秀与章士钊、何梅士、苏曼殊曾一起在上海赁屋同住过一段日子。不久，喜欢浪迹天涯的苏曼殊去了香港。于是，陈就接受了整理苏曼殊的《惨社会》并接着翻译下去的工作。《悲惨世界》的原著是法文的。在当时的日本，这样的名著，肯定也有英译本或日译本。现在不知道苏曼殊所译的书，是法文还是英文或日文。陈独秀在日本留学，自然首攻日文，同时也精通英文，因为几年后他还出版了一本《模范英文教科书》。但有人说他还通法文，就无从查证了。这时，陈独秀两次留学日本的时间加起来，已有约12个月，以他的天赋，日文和英文精通到能翻译外国名著的程度，是可能的。所以，大概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陈独秀就把《惨社会》从第十一回下半回，续到第十四回。镜今书局于是就在这年（1904）年底印出了单行本。书名改为《惨世界》，署名为“苏子谷、陈同译”。
这本书，因是出于这样两位名人之手，又是我国第一次翻译雨果名著，所以，它不仅以后一版再版，而且在我国翻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具有更大意义的是，苏、陈二人并不把这当作一件纯文学的工作来做，而是有意把它作为一件载体，载负揭露现实黑暗统治，宣传革命思想的任务。因此，不仅译文“乱添乱造，对原著很不忠实”，而且从第七回起，添加了原著中没有的一个故事，故事的男主角叫“男德”，通过他来说出许多宣传革命的话。这又是我国翻译史上绝无仅有的事。这种事也只有他们两个具有这种造反精神和性格的人才干得出来。像章士钊这样的人是干不出来的。所以，章士钊说：陈与苏共译的小说，“极写人类困顿流离诸状，颜曰《惨社会》，所怀政想，尽与此相同”。[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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