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曼殊译《惨社会》，陈独秀说：“我曾经润饰过一下。曼殊此书的译笔，乱添乱造，对原著很不忠实，而我的润饰，更是马虎到一塌糊涂。”[79]这说明在苏曼殊开始翻译该著时，陈就知道并参与了这项工作，他是同意从第七回开始添加进去这么一个故事的。因此最后三回多，由陈继续“乱添乱造”下去。那么，苏曼殊和陈独秀通过编造的故事，到底宣传了些什么“政想”呢？至于这些“政想”是否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完全代表了陈独秀的思想，也值得商榷。
第一，称颂立志要铲除人间一切不平的有志青年。故事的主人公姓明名白，字男德，反“难得糊涂”之意而用之。
这是译者要歌颂的正面人物。配角是范桶（饭桶）、吴齿（无耻）、满洲苟（满洲狗，影射汉族官僚）等。通过这些人物的冲突故事，描写男德是一个“立志要铲除人间一切不平的有志青年”，声称：“我活在世界上一天，遇着一件不平的事，一个没有良心的人，我就不能听他过去”；“我想教这个人间苦难的责任，都在我一人身上”。这些话自然表现了译者（实为添加故事的作者）自己的志向。
第二，鼓吹反清革命。男德要铲除的人间不平，主要是“官府”，矛头直指清王朝。他说：“你看世界上那些抢夺了别人国家的独夫民贼，还要对着那主人翁说什么‘食毛践土’，‘深仁厚泽’的话哩。”（下面会讲到，把反对清王朝的革命视为反对满族的种族革命，不是陈独秀的本意，但考虑到此故事主要是由苏曼殊创编，出现这种文字，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小说毕竟是小说，它有故事本身发展的逻辑。）
第三，宣传无政府社会主义思想。书中多次写道：“世界上物件公有，反对财主不劳而获”，并明确提到“社会党”的主张：“世界上物件，就为世界人公用，那（哪）铸锭应该是那一人私产吗？”男德说：“我看世界上除了能做工的，仗着自己本领生活，其余不能做工靠着欺诈别人手段发财的，哪一个不是抢夺他人财产的蟊贼呢？这班蟊贼的妻室儿女，别说‘穿吃’二字不缺，还要尽性儿地奢侈淫逸。可怜那穷人，稍取世界上些东西活命，倒说他是贼。这还算平允吗？”
有人把这说成是陈独秀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表现，显然是误解。当时日本流行的社会主义新思潮中，对中国留学生影响最大的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与陈独秀关系密切的朋友中，如张继、吴稚晖、刘光汉及其妻子何震、苏曼殊等，都是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和鼓吹者。但是，当他们把这种无政府主义当作社会主义思想接受和宣传的时候，还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无政府主义，即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特点，并在肯定资本主义历史进步性的前提下，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而且，在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以前，人们也不注意马克思的学说，最崇拜的是克鲁泡特金。至于用暗杀等个人恐怖的无政府主义手段进行革命，则信仰者更多，包括蔡元培、秦力山等。他们领导的军国民教育会甚至把“暗杀”列入纲领。所以，陈独秀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是不奇怪的。但是，同时必须指出，如上所论，这时期陈独秀本人所写的信仰和政治文章中，几乎没有这种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字。赞成个人恐怖手段，也主要发生在1905年一个短时期内。因为正如以下他创办《安徽俗话报》时所明确阐述的，陈独秀基本的革命思想是唤醒全体国民，具有“理性革命”的色彩。所以，如果硬要把《惨社会》中的思想与陈独秀当时的思想联系起来，正如以上把反清革命具“反满”色彩主要应该视为苏曼殊的思想那样，陈独秀即使同意，在他当时驳杂的思想中，也是次要的。同时也应该肯定，这种思想表达的建立一个政治平等，反对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理想社会的主张，虽然带有乌托邦的色彩，但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的。或许在这一点上，陈独秀是赞成的。
第四，批判孔教的奴隶思想。故事中，批判最烈的，莫过于借男德之口，攻击孔子把全中国人民变成了“奴隶”：“那支那国孔子的奴隶教训，只有那班贼种奉为金科玉律，难道我们法兰西贵重的国民，也要听那些狗屁吗？”“我法兰西国民，乃是义侠不服压制的好汉子，不象都做惯了奴隶的支那人。”在这个问题上，上观陈独秀童年时期对四书五经的厌恶，下看新文化运动中他对法兰西文明的歌颂和对儒家伦理的轰击，可知这才是陈独秀的一贯思想。
创办《安徽俗话报》
——对国民性的初步探索
如上所述，可能是从小就厌恶孔夫子的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的原因，陈一开始革命就重视反对封建传统的文化革命，把它与政治革命相结合，或配合政治革命的进行，从而在思想境界和革命觉悟的深刻性上，高于同时代一般的革命者。关于这一点，集中表现在1904年他主编的《安徽俗话报》上。
1903年底，陈独秀回到安庆。他经常去的地方是桐城学堂。这个学堂是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字挚甫）去日本考察学制后创办的新式学校，聘用陈独秀的两位友人——房秩五、吴汝澄为学长。陈独秀就经常向他们宣讲形势。房秩五回忆说：独秀几无日不来校，纵谈时事，极嬉笑怒骂之雄，意气甚豪。他对当时意气风发的陈独秀极为推崇。有一天，陈终于说出想法，“约共办安徽俗话报”[80]。但是，当时桐城学堂要迁回桐城县城，改名桐城中学。房秩五要去日本留学，吴汝澄也要回桐城授课。于是，陈即写信商之于安徽著名人士胡子承。胡又写信给在芜湖经办“科学图书社”的汪孟邹。胡对当时只有25岁的陈也极为推崇，信中说：“陈君重甫拟办《安徽俗话报》，其仁爱其群，至为可敬、可仰……此事应如何应付，本社诸同志与栋老（栋臣）会面时当可妥商也”。于是，经汪孟邹与图书社同人议妥后，欢迎陈独秀到芜湖办理，并以图书社作为发行机关。[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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