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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28)

  在此期间,胡适竟然再次“转学”了。这一次是中国公学的“内乱”,许多学生和学校的干事会起了冲突,结果分裂出一个“中国新公学”。胡适果然又在新的一边。他初因生病,卷入不多,后来却成了主角之一,“被举为大会书记,许多记录和宣言都是我做的”。这再次从一个侧面证明少年胡适在同学里仍以能做文章见长。学校分裂的结果,胡适竟然成为新公学低级班的英文教员,在公学里也渐渐“出人头地”了。这样,胡适除在教书时得以将英文文法弄熟以外,学业上就不能有较大进步了。到了新老公学各自妥协复归合并时,卷入太深的胡适再次率其反叛之性,怀着“应有天涯感,无忘城下盟”的心情成了少数几个拒绝回校的人之一。其结果,胡适在上海就读的学校一个也未能毕业。[53]

  中国公学对胡适的学业增长虽然不如澄衷学堂,但他到上海后才形成的参与意识,却在这里得到较充分的发展。以后到讲究参与的美国读书,这种比一般中国人强得多的参与意识,就很受用了。而且,对于曾经传抄《革命军》的少年胡适来说,中国公学是他真正接触到许多“新人物”的地方,他自己也从“自命为‘新人物’”的阶段进而成为一个真正的新人物。实际上,在这革命党人众多的地方,胡适也在不知不觉之中成了“民国前革命报人”(冯自由语)之一。

  三 成了“新人物”

  新人物是新教育的产物。胡适在其英文的自传中说到了在上海读书时所受的“新教育”,包括学校的功课、林译小说、理学书和诸子书、梁启超的著作以及严复的著译。在大致列举了学校功课的科目后,胡适首先就说到因读林译小说而知道了欧西小说名家。有意思的是他在几乎同时写的《四十自述》里,却全不提此事。周明之先生说胡适“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听众,说不同的话”,此即典型一例。直到晚年,他才说起1915年他二十岁时写《康南耳君传》,“我那时还写古文……那时叙事文受了林琴南的影响。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我总看了上百部。”[54]如果以量计,林译小说对胡适的影响当数第一(他读梁、严二人的作品可以肯定是不到百部的),这或者就是他将此首先提出的一个原因吧。有意思的是,林纾对胡适的影响也包括古文的写作,而且他在这方面至少到1915年时还颇受林纾的影响。

  胡适把理学书和诸子书列入“新教育”是颇有提示性的。今日即使是史学研究者,恐怕也已少有人将这些著作视为当时“新”的一个组成部分了。胡适的教育经历再次表明了中国传统自身的演变。清代考据学的兴起固然有为实现“经学即理学”的意思,但到乾嘉考据学垄断中国学术界时,理学早已退到较边缘的地位。只是到了咸同之时,理学才略有复苏。胡家是个理学家庭,他小时候读经书即学的是官方采用的朱注而非汉儒之注。但读真正的理学书籍,却是这时候在二哥的指点下才开始的。清季汉学虽已在衰落,但宋学仍非主流。故除应试外,读理学书多少具有些求变即“新”的意思在。同样,诸子学也是到清中叶才开始逐渐引起学术界一些主流学者的注意。在辛亥革命之前,用心读诸子学也还是属于趋新求变的倾向。完全以“平等的眼光”来对待诸子学,要到后来胡适执学术界牛耳之时了。在那时,这都是胡适所谓“‘正统’的崩坏,‘异军’的复活”。[55]胡适“新教育”的这一个侧面,大约正是使他与许多受开放口岸新教育的同龄人的不同之处。那时受新教育者,大概没有不受梁启超、严复以至林纾影响的;但同时也认真读理学书和诸子书的,或者就不那么普遍了。

  当然,那些年对胡适影响最大的还是梁启超。正如胡适指出的,梁是那一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他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胡适承认,“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这是从梅溪学堂就开始的。而对他影响最显著者,据胡适后来回忆,是梁氏的《新民说》和《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他以为,《新民说》是梁“全副心思贯注”之所在。作为该文的早期读者,胡适知道新民的“新”字是动词(后辈人则常将“新民”二字联读为名词),其意义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要把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个新鲜的活泼的民族”。这正是胡适终生坐而言起而行想要实现的目标。但是那时胡在梁书中所读出的主要内容则不是改造,而是“布新”之前的“除旧”、改造之前的破坏,即梁所明白提出的革命口号:“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胡适知道这是梁“主张最激烈”的时期,“后来他虽然不坚持这个态度了,而许多少年人冲上前去,可不肯缩回来了。”胡适自己就是这许多少年人中的一个。他的传抄《革命军》,就是在梁的思想影响之下。[56]

  但梁启超同时也打开了胡适的眼界。胡是通过梁才约略知道了从霍布斯到达尔文这些西方思想家。在胡的眼中,梁对西方现代文明大为景仰(a great admirer of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胡适在1931年说:《新民说》的“最大贡献在于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但中国人到底缺乏哪些美德,胡适在约略同时写的中英文本中所述不是很一样。中文本中大约多用梁氏原字,字意较泛;英文本则常加以明确的界定。同时,还有一些是中文本中有而英文本中无的。这些不一致处或较能看出胡适在说到某些概念时的真意。以下凡中英文本不甚一致处则将英文本意思附在方括号里。胡适从梁的文章中读出梁所特别强调中国人缺乏的是:公德、国家思想[民族主义]、进取冒险、权利思想[个人权利观念及对此的奋力捍卫]、自由、自治[自我控制的能力]、进步[对进步之无限可能性的信念]、合群与政治能力(有组织的集团协作之努力的能力)及私德[注重躯体文化(bodily culture)和卫生]。中文本中有而未入英文本的西方“美德”,还有生利的能力、自尊、毅力、义务的思想及尚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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