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革命排满”论高扬的情况下，能用这样明白的语言说出清朝皇帝也是中国人，清朝灭明不是亡国，是要有很大的理论勇气的。把亡国的原因主要归结为国民性不好，这国民自然包括汉族人民，而且主要是汉民，更要有勇气。更可贵的是，他接着还说了“亡国还不必换朝”的道理：
不但亡国与换朝不同，而且亡国还不必换朝。只要这国的土地、利权、主权，被外国占夺去了，也不必要外国人来做皇帝，并且朝廷官吏，依然不换，而国却真是亡了。
这是多么深刻而富有远见的观察。联系到当时的革命者对《辛丑条约》以后的中国的认识，有几个有这样的深度？联系到以后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北洋军阀时期的中国和汪伪时期的中国，它的远见性也显而易见。深刻性和远见性，就是真理的彻底性。陈独秀宣讲的就是这样的真理。所以，陈独秀一生革命始终不忘反帝。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所以不彻底，总是失败，就是因为对帝国主义总是抱有幻想，总想依靠帝国主义来反清反北洋军阀。
话又说回来，发展中的客观事物总是不可能那么完美。陈独秀的思想也许太理性、太彻底了，所以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中往往曲高和寡，不为世俗所理解。因为，几百年的清王朝的确是满族这个少数民族统治大汉民族，而且这个民族统治集团的狭隘性，使它不能实行“满汉一家”的政策，始终想表现和保持其满族的优越性，时时不忘记在阶级压迫之上，再加种族压迫，即使像袁世凯这样忠心效命于清王朝的汉官，也受到猜忌和排斥，更不要说它不得不任用的其他汉官了，这表明它的统治基础是很孤立很脆弱的。因此，在革命风潮到来时，“革命排满”的口号，不仅比保皇派的“君主立宪”，而且比陈独秀的“国民启蒙”口号，更能吸引革命者。这大概是陈独秀为什么参加革命较早，而在以后的辛亥革命高潮中却少有作为，以及与同盟会元老们关系密切，却始终不参加同盟会及以后的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前的国民党）的重要原因吧！
然而，中国人的悲剧，也许也被这时的陈独秀点中了。因为即使在现在，又有多少中国人能自觉理解陈独秀的国家观、民主观、科学观，并为此而去努力奋斗呢！
1904～1905年的陈独秀，探寻中国衰亡原因，找到了国民性不好的答案，并作了初步的分析和批判，本来应当继续深入探索国民性所以如此不好的根源是什么，即是什么导致国民不关心国家危机？是什么造成国民听天命、迷信鬼神？又如何改造这种不好的国民性？陈独秀当时没有能回答这些问题。为什么？过去一般的研究主要认为是客观形势有了变化，因为1905年，由于革命派三个小组织在东京成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统一的革命领导机关同盟会，并立即在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掀起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高潮，陈被卷入到这个高潮中去，无暇再做这种理论探索工作。这当然是一个实际情况。但是笔者认为，从主观上来分析，当时的陈独秀，的确也缺少回答这些问题所需要的知识和经验。更新和更加深刻的思想是在更加丰富的实践中产生的。陈虽然是天才，也不能凭空产生思想。
从现存22期《安徽俗话报》上陈独秀以“三爱”笔名发表的文章来看，内容虽然十分广泛，有政治、矿务、民俗、教育、历史、地理等，说明他知识广博，但都紧扣两个主题：一是政治上反帝爱国救亡；二是文化上宣传民主、科学。对象是广大民众，而不是上层和少数人，即反对国民对国家危亡形势的麻木及思想意识上的迷信、愚昧和落后。不过，如上所述，这时陈独秀所宣传的民主，主要是反对国民对国事的麻木，即把国家主权和命运交给皇帝和政府胡为的传统观念。例如《论安徽的矿务》和《安徽的煤矿》二文，[88]具体列出安徽十几个州县煤矿资本情况后指出：“二十几处，就有十七处，或合洋股，或挂洋股，或挂洋旗，中国人独自办得妥当的却很少。”接着就深入浅出地讲述一般老百姓不明白的帝国主义由经济侵略必然发展到军事侵略的道理：“我们中国人，只知道恨洋人，杀教士，到（倒）是洋人把我们中国人的命脉弄着去了，我们中国人还是不在意哩。你道什么是中国人的命脉呢？就是各处的矿山了……他们洋人，占人家的土地，灭人家的国度，其先总是哄着那地方的官民，开采几处矿山。他既开了矿，必定又要造运矿的铁路，既开矿山，又造铁路……那洋人必定借保护商务为名，调洋兵来驻扎矿山铁路左近。到了洋兵来的时候，他们那种强梁的举动，还用再说吗……单看看眼前的东三省，当初也不过是让俄国开几处矿山，造一条铁路。东三省的人，都看着不在意哩，那晓得到了拳匪乱起，俄国只借保护矿山铁路为名，调来大兵，就把偌大的东三省占住了，算是他的土地。”
陈独秀讲历史，也是重在讲述历朝兴衰原因，褒贬朝政善恶，鼓吹革命。如他写的夏、商、周更替这段历史，就用了《汤武革命》这个标题，说夏桀为王时，横征重税，搜尽百姓银钱，全国人民自然要切齿痛恨，反对朝廷了。成汤便大兴人马，直向京城进发，“不几日革命军便破了王军”，推翻夏桀，建立商朝。成汤用伊尹做了宰相，在京城内外，“设了些大小学堂，教育众人的德性才艺”。这时候读书明理的人，大半是世家子弟，平民专心经营衣食，不暇求学，因此认识字的都很少，汤王设了这些学堂，倒着实有益。六百多年后，纣王接位，加收重税，招养兵卒，“压制众民，不许议论国政。那晓得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越发激成民变”。周文王久有仿照商朝汤王废君救民的念头，一天访得一位贤人姜子牙。这姜子牙的为人，与众不同，生平志气，“只知有保国救民四个大字，除此以外的钱财官爵，都看做狗矢一般”……在《十四年共和》中，陈独秀讲周厉王暴政被推翻，也用了“革命”和“国民革命军”的新词，说厉王每下一旨意，万民同声怨骂。于是让一位善于警察的卫巫带领许多无赖之徒，四下里明察暗访，如有二人私聚在一处谈论国政的，便拿去斩首，“国民莫不怒发冲冠，革命的暗潮，也一天涨似一天。国民正在惊涛怒潮之中，突有一班聪明人，发出一种壮快的议论，大声疾呼道：逐昏王！逐昏王！此言一出，好象春雷一动，百草发芽一般，国民无不揭竿响应，革命军大得胜利”。“厉王逃去之后，国民新创共和制度，不立国王，公举周公、召公二人，为全国国民的代表，协办内外一切国政，号曰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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