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 《苏报》1903年6月4日。
[63] 章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一），第386页。
[64] 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第135页。
[65] 烂柯山人（章士钊）：《双枰记》，《甲寅》第1卷第4期。
[66] 孤桐（章士钊）：《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周刊》第1卷第30号，1926年，第17页。
[67] 章士钊：《初出湘》，《文史杂志》第1卷第5期，1941年5月。
[68] 戈公振：《中国报刊史》，三联书店，1955，第155页。
[69]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中华书局，1957，第97页。
[70] 蒋帧吾：《同盟会时代上海革命党人的活动》，《逸经》第1卷第26期，1937年。
[71] 《江苏》第6期，第145页。
[72] 《警钟日报》1904年4月15日。署名由己。
[73] 《警钟日报》1904年5月7日。署名由己。
[74]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出版社，1978，第98页。
[75] 柳亚子：《曼殊全集》（5），北新书局，1929，第9、10、77页。
[76] 柳亚子：《记独秀先生关于苏曼殊的谈话》，《苏曼殊年谱及其他》，北新书局，1928，第284、285页。
[77] 柳亚子：《记独秀先生关于苏曼殊的谈话》，《苏曼殊年谱及其他》，第283页。
[78] 孤桐：《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周刊》第1卷第30号，1926年，第17页
[79] 柳亚子：《记独秀先生关于苏曼殊的谈话》，《苏曼殊年谱及其他》，北新书局，1928，第283页。
[80] 房秩五：《浮渡山房诗存》之回忆《俗话报》，《安徽革命史资料》第1辑。
[81] 汪孟邹：《亚东简史》，《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1辑。
[82] 房秩五：《浮渡山房诗存》之回忆《俗话报》，《安徽革命史资料》第1辑。
[83] 汪原放：《陈独秀与上海亚东图书馆》，《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
[84] 《在科学图书社二十周年纪念册上的题词》，转引自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第200页。
[85] 三爱：《瓜分中国》，《安徽俗话报》第1期，1904年3月31日。本节所引陈文，均署名“三爱”，以下不再赘述。
[86] 《安徽俗话报》第17、19期，1904年12月7日、1905年6月3日。
[87] 《亡国篇》，《安徽俗话报》第8期，1904年7月27日。
[88] 《安徽俗话报》第2期，1904年4月30日。
[89] 《妇女的装扮》，《安徽俗话报》第12期，1904年9月24日。
[90] 《论戏曲》，《安徽俗话报》第11期，1904年9月11日。
[91] 《国语教育》，《安徽俗话报》第3期，1904年5月15日。
[92] 《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的解释》（一）（二），《安徽俗话报》第14、16期，1904年10月23日、11月21日。
[93] 房秩五：《浮渡山房诗存》之回忆《俗话报》，《安徽革命史资料》第1辑。
[94] 李正西等：《朱蕴山》，黄山书社，1988，第11页。
[95] 《瓜分中国》，《安徽俗话报》第1期，1904年3月31日。
二 在中国早期的民主革命中（1905～1914）
信仰无政府主义
如前所述，辛亥革命前的革命志士中，特别是与陈独秀关系密切的朋友中，许多人信仰无政府主义，在革命手段上，主张实行暗杀的个人恐怖。为此，上海的军国民教育会曾成立“暗杀团”秘密组织，主要活动是练习射击、制造炸药等。主持者杨笃生、何海樵等，开始是六人，后来逐渐扩大，蔡元培、章士钊、黄兴、陈天华、张继、蔡锷、刘光汉、熊成基等人都参加。当然，从表面上看，当时的革命派经过组织和宣传，从1903年开始，进入暴力革命的行动阶段。行动分为两种方式：以孙中山为首的一方，主要从事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发动；另一方即以上的热衷于暗杀活动。但是，二者实际上是互相呼应、互相配合的。即只有少数人想纯粹靠暗杀进行革命，多数人只是把它作为引发起义的一种手段，为此在1903年7月东京军国民教育会改组方案中，明确规定革命分“鼓吹，暗杀，起义”三步进行。其目标是“欲先狙击二、三重要满大臣，以为军事进行之声援”。[1]所以，应该把这些从事暗杀活动的人视为革命分工的产物，而不应该把他们看作“不愿意做艰苦革命工作、不相信人民群众”，幻想杀几个满族权贵，就可使革命成功的“犯急性病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实际上，很难分清谁是暗杀派，谁是起义派，往往是一人兼而有之，既主张起义，又参与暗杀。后来，为了响应黄兴为首的华兴会拟在1904年11月16日趁慈禧太后万寿节之日发动长沙起义，又以上海暗杀团为基础，吸收各省重要同志，组成爱国协会，作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以暗杀为主，杨笃生、章士钊分任正副会长。陈独秀在1904～1905年也一度受此影响，甚至在1904年秋主编《安徽俗话报》期间，加入过暗杀团，并与蔡元培共事过一段时间。陈独秀后来在哀悼蔡元培逝世时说：“我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绪末年，那时杨笃生、何海樵、章行严（士钊）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试验炸药，这时孓民（蔡元培）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聚谈。”[2]蔡元培也说：“上海别树爱国协会，招适内层志士，如蔡孑民、陈独秀、蔡松坡等。在上述秘密计事处，由杨笃生监誓加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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