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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309)

  在当时“爱国”是神圣不可动摇的传统道德,任何人不敢也不能怀疑的情况下,陈独秀的这种完全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言论,立即在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

  这篇文章是陈独秀在《甲寅》上发表的唯一一篇政论文章,对它与《甲寅》风格的不同,以及它在陈独秀思想发展史、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郑超麟有较深刻的论述。他说:

  那唯一的论文,好象一颗炸弹放在甲寅杂志中间,震动了全国论坛。

  《甲寅》在陈独秀思想发展上是一个重要的环,他开始从政治的改革又走向更深刻的文化的社会的改革了。

  少年陈独秀自我意识的觉醒恰是与中国资产阶级开始其改革运动差不多同时的。五十多年前(甲寅杂志出版前二十年)开始的改革运动本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改变传统的政治形式,而且要改变传统的制度、礼俗、宗教、道德、文化、思想、文字、诗歌等等。总而言之,它要拿西方的一切,来代替东方的封建的即前资本主义的一切。这运动开始三年后,未满二十岁的陈独秀就被吸引而积极参加成为很活跃的一员了。但不多久,政治事变紧张起来,政治的改革吸引了一切力量而渐渐把其他的改革推到舞台后面去。运动愈扩大,改革的范围愈缩小而集中于政治,最后甚至集中于“排满”和“起义”两个意义上面。人们疏忽了其他方面的改革。不仅如此,为了加强排满观念,以增强起义力量原故,人们甚至与运动初期相反,去赞美中国旧的传统而走上保存国粹的道路。辛亥革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陈独秀从加入改革运动以来就随着运动的主流前进;他离开了主张改良的保存皇帝的维新党而走向主张革命的驱逐满族的革命党;他投身在联络会党、游说新军、武装暴动的行动里面;他参加安徽光复的工作,在新成立的都督府中占据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最后他分担了革命失败的命运而过着亡命的生活。这一切是如此自然,以致他同当时无量数的志士一般,虽不落在他人后面,但也没有表现什么为他人所不及的特色。

  失败和亡命给了他以闲暇,以思考的时间,让他从容考虑更深刻的有关国家命运的问题。没有特别表现的志士所以成为后来的“洪水猛兽”,就是此次思考的结果。[130]

  但是,在当时“爱国心”高于一切的情势下,陈独秀此文一出,自然引起各方的反弹,而且一致表示抗议。《甲寅》这一号出版后,停刊了几个月,直到次年5月以后才在上海复刊。杂志迁移是与1915年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有关系的,因为这年5月出版的第五号上第一篇论文《时局痛言》就是评论此次“国耻”的。

  到了8月出第八号,杂志不能不答复读者的抗议了。因为章士钊得到了十几封信,诘问斥责陈文“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敢为是论!”看来,《甲寅》是没有其他论文曾引起读者写了十多封信来诘问斥责的。可惜这十多封信中,除了那一句骂陈独秀是“狂徒”的话外,只发表了李大钊的一封,显然,这时的李大钊与陈独秀还没有认识。

  李大钊的这封信似乎不能代表大多数投信者的意见,因为信写得很委婉,虽表示抗议之意,却无斥责之词。信的标题用了《厌世心与自觉心》,以与陈文对应,批评陈文是“厌世”的,“伤感过甚”,“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辞嫌其太少”;人心所蒙之影响“甚巨”;认为方今政象阴霾,众生厌倦,“作者之责在于奋生花之笔,扬木铎之声,激吾民之觉悟”。同时,李大钊也似乎感悟到了陈文有“言外之旨”,但它“未为牢骚抑郁之辞所尽”,“欲寻自觉之关头,辄为厌世之云雾所迷”,于是,他试着来“申独秀君言外之旨”。

  但是,他申述的结果,还是反驳陈独秀的观点的。他说:“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更不宜以吾民从未享有可爱之国家,遂乃自暴自弃以侪于无国之民,自居为无建可爱之国之能力者也。”

  李大钊还不同意陈的“恶国家甚于无国家”的观点,认为“国之存亡,其于吾人,亦犹身之生死”;“中国至于今日,诚已濒于绝境。但一息尚存,断不许吾人以绝望自灭”。

  因此,李大钊从陈文中引申出来的主张是:“吾民今日之责:一面宜自觉近世国家之真意义,而改进其本质,使之确足福民而不损民。民之于国,斯为甘心之爱,不为违情之爱。一面宜自觉近世公民之新精神,勿为所逢情势,绝无可为……惟奋其精诚之所至以求之,慎勿灰冷自放也。”[131]

  看来,李大钊仍旧是把“爱国”置于一切之上的,仍旧认为恶国家究竟胜于无国家的。由此看到,李与陈从第一次文字接触,就表现出两种不同的风格:李是厚道而理智,陈是机智而狂飙。李的议论固然不错,但往往流于老生常谈,但当时中国昏暗如磐,正需要惊世骇俗的呐喊和狂飙,不需要厚道理智的老生常谈。当然,当革命高潮到来时,机智与厚道、理智与狂飙就应该相得益彰了。

  陈独秀的机智,就在于针对当时的形势,采取了“正言若反”,“故耸危言”的手法,向昏睡中的国民大喝一声。但是,这一声能不能唤醒国民?如何让中国人培养起“近世国家观的自觉性”来?他自己在当时也没有找到答案,只知道十几年来奋斗的经验证明,直接、单纯地从政治革命入手不行。所以,李大钊“申独秀君言外之旨”只能是对陈文的肤浅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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