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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310)

  无独有偶,章士钊在他回答读者诘问斥责、替陈独秀辩护的文章中,也努力把那种惊世骇俗的话转移为老生常谈。他认为“国不足爱”的话固然可以抵御政府党手中那个有力武器,但也有便利外国侵略者的危险。他提出了“解散国家说”。他说这是根据卢梭民约论的。国家是人民订立的契约的产物,中国国家既然不好,我们可以宣布废弃旧的契约,解散这个国家,然后订立新的契约,建设新的国家。

  其实,李大钊和章士钊的文章发表时,已是陈文发表八九个月之后了。这时,中国论坛风气有很大的变化,因为发生了“二十一条”事件。人们看到陈独秀的话完全应验了:袁世凯这个恶政府,的确是亡国的政府;这个自称是国家的恶国家,的确甚于无国家。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忍受它的高压统治呢?“自觉心”果然起来排挤“爱国心”了。李大钊信内就说到,他有一个朋友起初不以陈独秀的议论为然,“厥后此友有燕京之行,旋即返东。询以国门近象,辄又未言先叹曰:‘一切颓丧枯亡之象,均如吾侪悬想之所能及,更无可说。惟兹行颇赐我以觉悟,吾侪小民侈言爱国,诚为多事。曩读独秀君之论,曾不敢谓然,今而悟其言之可味,而不禁以其自觉心自觉也。’”章士钊辩护信内也引证了梁启超新写的论文《痛定罪言》。梁启超设为“客问”,提出若干种理由说明“有国不优于无国”,而这些理由,梁启超都说是“余厥然无以应”的。梁感叹说:“夫客之言虽曰偏宕,不诡于正乎。然事实既已若兹,则多数之心理,不期而与之相发。呜呼!吾见夫举国人睊睊作此想者,盖十人而八九也,特不听敢质言耳。”章士钊引了这几句话之后说道:“夫梁先生方以不作政谈宣言于众也,劝人不为煽诱激刺之论者也,今骤然与昨日之我挑战,其所为惊人之鸣,竟至与举世怪骂之独秀君合辙而详尽又乃过之。此固圣者因昆制宜之道,然而谨厚者亦复如是,天下事可知矣。”

  试想:八九个月以前,陈独秀那篇文章的议论为举世所怪骂,如今据梁启超说,持此议论者十人之中有八九人了。大多数当然是自发的,但不能说陈独秀的文章没有发生影响。所以,章士钊说陈独秀是“汝南晨鸡,先登坛唤”。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郑超麟先生在1946年3月6日写完一文评介陈独秀《自觉心与爱国心》后,在《新青年》第5卷第3号发现了胡适一首新诗,题为《你莫忘记》。这首作于陈文五年后的诗,所要表达的思想观点,竟然与陈文一样,不过是把陈文变成了一首诗,不知是胡适受了陈文的启发,还是英雄所见略同,至少说明陈文的思想具有何等的深刻性。兹录于下:

  (此稿作于六月二十八日。当时觉得这诗不值得存稿,所以没有修改它。前天读《太平洋中劫余生》的通信,竟与此稿如出一口。故又把已丢了的修改了一遍,送给尹默、独秀、玄同、半农诸位,请你们指正指正——适)

  我的儿,我二十年教你爱国——

  这国如何爱得!

  你莫忘记这是我们国家的大兵,

  强奸了三姨,逼死了阿馨,

  逼死了你妻子,枪毙了高升。

  你莫忘记:是谁砍掉你的手指,

  是谁打死你的老子,

  是谁烧了这一村……

  嗳哟……

  火就要烧到这里——

  你跑罢,莫要同我们一齐死!

  回来!

  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

  亡给哥萨克,亡给普鲁士——都可以——

  总该不至——如此!

  1914~1915年,陈独秀在东京襄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期间,还结识了三个以后对他的人生有深刻影响的朋友:李大钊、吴虞和易白沙。李大钊与陈独秀看来是以文会友认识的,除了那篇《厌世心与自觉心》与《爱国心与自觉心》的对话外,李大钊还向《甲寅》投有其他稿件。作为编辑,陈独秀当然会通过其文,认识其人。二人风格虽不同,但救国救民之心是相通的。所以,后来二人在新文化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等一系列改写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上,携手合作,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篇章。

  陈独秀在《甲寅》期间编辑处理过多少来稿,现在难以查清,但后来陈独秀说新文化运动中以“打倒孔家店”闻名的“蜀中名宿”吴虞的一组《辛亥杂诗》是陈所选载,“且妄加圈识”,陈为此对吴十分“钦仰”。[132]因此,吴虞接着就成为陈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中最得力的反孔主将。

  易白沙与陈独秀是同在《甲寅》的编辑。在工作中,陈独秀十分欣赏易白沙的才识,因此,1915年6月陈独秀回国时,易白沙与陈同往,成为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的主要助手。不过,1917年初,陈独秀赴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并带走《新青年》时,他没有同往,而是先后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任教。但因见政治日渐黑暗,忧国忧民的情结不能释怀,1921年端午节那天,他学屈原,在广东新会投水自杀。

  陈独秀则在屡起屡折后,不气馁,不悲观,决心开辟新的革命道路。

  郑超麟对陈独秀不出来为自己的《爱国心与自觉心》文章辩护,对章士钊的辩护和李大钊的批评及引申其旨的信,也不发表意见,感到很奇怪。章士钊当然劝过陈独秀出来回答读者的信,但是,陈在章士钊答文前一期《甲寅》发表的替苏曼殊的《绛纱记》写的序中,却表示“视执笔为文宁担大粪”。对此,郑先生这样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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