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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313)

  [90] 陈独秀晚年给杨鹏升的40封信,藏中央档案馆。1939~1942年陈独秀致台静农等102封信及诗文、题字、对联、手书自传影印件,载《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扎》(一)。

  [91] 葛康素:《谈陈仲甫先生书法》,唐宝林主编《陈独秀研究动态》第7期,1996年,第8页。

  [92] 《何之瑜致胡适》,1947年11月5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下),第260页。

  [93] 罗章龙:《亢斋汗漫游诗话》,《新湘评论》1979年第12期。

  [94] 《卸任安徽军事参议官唐启尧呈袁世凯禀》(原件),宣统三年十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95] 《临时政府公报》第2号,1912年1月30日。

  [96] 《全皖工振筹办处公告》,《民立报》1912年2月5日。

  [97] 《张啸吟回忆》,未刊稿,安徽省博物馆藏。

  [98] 柏文蔚:《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讨袁》,《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81年,第22页。

  [99] 柏文蔚:《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讨袁》,《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81年,第22页。

  [100]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藏。

  [101] 《民立报》1913年4月13日。

  [102] 周越然:《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六十回忆》,太平书局,1944,第60页。

  [103] 转引自周震麟《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18页。

  [104] 《民立报》1913年4月24日。

  [105] 《民立报》1923年7月8日。

  [106] 《临时政府之尾声》,《民立报》1913年7月7日。

  [107] 柏文蔚:《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讨袁》,《江苏文史资料》第6辑,1981年,第23页。

  [108] 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

  [109] 柏文蔚:《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讨袁》,《江苏文史资料》第6辑,第25页。

  [110] 高语罕:《入蜀前后》,《民主与统一》1946年第7期。

  [111] 常恒芳:《安徽革命始末》稿本,藏安徽省博物馆。

  [112] 胡渭清:《我陪陈独秀去寿春》稿本,藏安徽省文史资料委员会。

  [113] 《陈遐文谈陈独秀》,《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4辑,1980年10月。

  [114] 《陆军上将衔陆军中将安徽都督民政长勋二位倪令》,民国2年10月21日。

  [115] 唐宝林:《访问陈松年》,1986年6月3日,未刊稿。

  [116] 《张啸吟回忆》,未刊稿,安徽省博物馆藏。

  [117] 汪孟邹:《亚东简史》,《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1辑,1980年7月。

  [118] 此书到1925年才出版,这年3月陈独秀写了这篇序。

  [119] 《新闻报》1942年6月4日。

  [120] CC生:《生机》(致《甲寅》杂志记者),《甲寅》第1卷第2期。“CC生”显然是“陈乾生”的化名,陈乾二字的英文拼音,是C打头。

  [121] 郑超麟:《陈独秀与〈甲寅〉》,1946年3月6日,手稿。

  [122] 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辛亥革命革命回忆录》(二),第149页。

  [123]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台北:远东出版公司,1986,第115页。

  [124] 《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6年。

  [125] 《双枰记叙》,《甲寅》第1卷第4号,1915年。

  [126] 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辛亥革命革命回忆录》(二),第149页。

  [127] 孤桐(章士钊笔名):《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第1卷第30号,1925年。

  [128] 《甲寅》第1卷第4号,1914年。

  [129] 《甲寅》第1卷第4号,1914年。

  [130] 郑超麟:《陈独秀与〈甲寅〉》,1946年3月6日,手稿。

  [131] 《甲寅》第1卷第7期,1915年。

  [132] 陈独秀:《答吴又陵》,《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

  [133] 郑超麟:《陈独秀与〈甲寅〉》,1946年3月6日,手稿。

  [134] 《吴稚晖先生文粹》第1册,全民书局,1929,第316页。

  三 掀起中国近代启蒙运动(1915~1919)

  创办《新青年》 揭开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序幕

  从1909年与陈独秀结合起,高君曼随陈多次享受过短暂的安宁、温馨、革命胜利带来的荣耀生活,也终以失败、逃亡、惊险和颠沛流离的生活而结束,甚至如陈独秀所说到1914年发展到“静待饿死”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不得不离开妻子和四个儿女(陈延年、陈乔年和君曼所生的陈子美、陈鹤年)只身到日本去襄助章士钊编辑《甲寅》。而高君曼及四个儿女,除了陈延年、陈乔年主要靠勤工俭学维生外,另要拜托给汪孟邹照顾了。不幸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高君曼又得了当时最可怕的肺结核病,经常咯血。由于当时医学不发达,药贵而难治,因此被称为“痨病”、“富贵病”。人们谈痨色变。同时,陈延年因不满父亲与姨娘高君曼的结合,也常闹纠纷。[1]在这短短的四五年间,生活如此跌宕起伏,五味俱全,使高君曼感慨万端。于是,一是几年来受陈独秀的文化修养的熏陶与耳濡目染,二是参加了柳亚子为首的以写诗咏词为主要活动的南社,高君曼在诗词创作上大有长进。于是她在愁苦中,写下了许多情意绵绵、心细如发、感人至深的怀念陈独秀的诗句,兹录其在《月词》、《饯春词》[2]中的数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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