嫩寒庭院雨初收，花影如潮翠欲流。
绣幕深沉人不见，二分眉黛几分愁。
头两句应该是描写上海初春夜雨刚停时的景象，她似又失眠了，站到窗前感到一股寒意，看到月光映照在庭院里青翠的花叶上尚在流淌的雨水，思念不禁又送到那远在日本的心上人陈独秀身上，但在深沉绣幕后面却见不到人，只见自己的眼波眉语间几分的忧愁（眉黛，古代美女的一种称谓）。
倚窗临槛总成痴，欲向姮娥寄所思。
银汉迢迢宫漏永，闲阶无语立多时。
头两句写她经常不自觉地站到窗前发呆，以向遥远的（经常作诗自称“嫦娥”）的丈夫寄托思念。可惜中日两国隔海好似天地遥远难以到达，只得无语痴立多时。
寂寂春城画角哀，中霄扶病起徘徊。
相思满地都无着，何事深闺夜夜来。
寂静的春城忽然响起画角（古代一种竹筒似的主要是军中用的乐器，声音悲壮而高亢）悲壮而高亢的声音。夜半扶病百无聊赖地闲步在院中徘徊。对亲人的思念洒得满地却又无着落，我的病情和对他的思念，不知陈独秀知道否！而这种愁绪却夜夜袭来。
密云如望来迟，为拜双星待小时。
偷向丁帘深处立，怕他花影妬腰支。
（为期望陈独秀早日归来）拜牛郎织女星多时，可能是浓云密布的阻滞不能如约而来；我偷偷地躲在幕帘深处，怕他来时如婀娜亭亭的花影那样妒嫉我那纤弱的腰肢。
春寒风腻冷银缸，翠竹分阴上琐窗。
记得凭肩花底生，含情羞见影双双。
早春寒风吹冷了“银缸”（灯盏），摇动的翠竹影子不时投到连锁图案的纱窗。回忆从前曾与你凭肩依立在花丛下面，何时还能与你含情脉脉，俪影双双？
影事如烟泪暗弹，钗痕依约粉香残。
伤心最是当前景，不似年时共倚阑。
往事如烟泪暗弹，依然故我却失去了当年的美好。伤心最是当前景，往日与你共倚栅门的幸福到哪里去了！
洛阳三月春犹浅，刚觉春来春又归。
若个多情解相忆，征鞍还带落花飞。
春天在洛阳的三月似乎就要过去，使人觉得春来春又归；哪个多情人能解我的思念，恐怕只有常年在外征鞍奋蹄带着落花飞扬的他（陈独秀）。
离筵惆怅日西斜，客舍留春转自嗟。
多恐明年消息早，归来依旧是天涯。
红日西斜，离别筵上惆怅多多；客车之行发出像留不住春天辗转哀嗟的声音；又恐明年有报春花早发的消息，归来时不要又去天涯（希望亲人归来，又怕归来后迅即远去）。
羌笛凄凉怨玉门，春来春去了无痕。
年年载酒长安道，折得杨枝总断魂。
羌笛的凄凉声是抱怨挡住春风的玉门关，使春来春去无痕迹；虽然年年在长安道上来往喝酒，每当折得杨枝报春，却总有梦断魂销之感。
楼下花骢花下嘶，殷勤还与订归期。
问君更有愁多少，拼把年华换别离。
楼下的青白马对花丛高声嘶鸣，似问主人何时归来；问君到底有多愁？哪忍心把宝贵的年华换取一次次离别。
这些诗，对时令、花、月等景物如此的敏感，以极其细腻的女性的笔触抒发了对亲人陈独秀的情爱，离别哀怨、急盼思归之情是如此的深切，读了无不感人肺腑。
这种煎熬难忍的心绪必然加重她的肺结核病，经常咯血不止，因此急坏了汪孟邹。汪就急信催还陈独秀。1915年6月中旬，陈独秀回国。在船上见日本船警打骂被窃车票的中国穷学生，周围的中国人看热闹，颇与鲁迅在仙台医学院看日军残杀中国人时围观的中国人麻木不仁的情景相似。陈独秀立即上前阻止日警暴行，并劝大家捐钱为穷学生补票，多有为富不仁者，不屑而避，却听到日警叽里咕噜地说“中国人唯暴力是从”的话，又一次深深刺痛陈独秀的心，加深了他对中国人国民性的认识。6月20日，陈到上海，汪孟邹还为他设宴洗尘。[3]
这时的形势，由于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想当皇帝，大造复辟帝制的舆论，并因此悍然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又激起全国反袁斗争的高潮。不少安徽的革命者也聚集到上海陈独秀周围，进行倒袁活动。柏文蔚也从南洋汇来募捐之款，作为活动经费。但是，陈独秀这时正筹备“自己的杂志”，酝酿另一种革命，所以对这样的政治活动兴趣已经不大。于是，正如以上吴稚晖所说，陈让章士钊做“诸葛亮”，以章的住宅为活动基地，自己只当“鲁肃”，安排这些同志活动。
陈独秀当时一贫如洗，创办杂志谈何容易，只得靠他的革命威望和友情。汪孟邹想帮他，但当时汪的力量还不足以承担印刷、发行等事项。汪即介绍他去找开办“群益书社”的安徽出版家陈子佩、陈子寿兄弟。二陈乐意承担《青年杂志》的印刷和发行工作；双方议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酬二百元，月出一本。
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到1917年1月的《新青年》（1916年由《青年杂志》改名）第2卷第5号，都在上海出版，由陈独秀一人主编，除各期的重要稿件都由陈独秀亲自撰写外，其他主要撰稿人有高一涵、易白沙、吴虞、刘叔雅、谢无量、潘赞化、高语罕、李大钊、杨昌济、苏曼殊、吴稚晖、刘半农、胡适等。还有专门从事编译的李亦民和陈嘏。据程演生说，这陈嘏就是陈独秀哥哥陈孟吉的儿子陈遐年，他翻译的四部小说——屠格涅夫的《春潮》、《初恋》和英国王尔德的《弗罗连斯》（悲剧）、法国龚枯尔兄弟的《基尔米里》，从《青年杂志》创刊号起，一直连载到1917年2月1日的《新青年》第2卷第6号。这个侄儿，成为陈独秀在《新青年》初创时期的得力助手。从以上《新青年》创刊初期的作者群看到，他们基本上是《甲寅》的编者和作者，再联系到《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与陈独秀创刊《青年杂志》的联系，可以说，陈独秀在《甲寅》一年的编辑生涯，为《新青年》的诞生，打下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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