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爱国心与自觉心》发表后近一年的观察与思索，陈独秀对自己提出的问题：中国人为什么没有近代西方人那样的“自觉心”，怎样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等等，已经找到答案，不必再用那种“正言若反”、“故耸危言”的手法，去刺激昏睡中的中国人民，而可以用正面阐述、宣传教育的方法来改造国民性。但由于中国人受封建思想毒害太久太深，同样也要用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石破天惊的话语，去喝醒他们。在相当于《青年杂志》发刊词的《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以极其鲜明的文字，提出了他心目中的具有“自觉心”的国民性的标准：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4]
任何一个思想家提出先进思想都不可能脱离那个时代的背景。陈独秀提出的这六条标准，与梁启超的“新民”标准一样，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即“以个人为本位”（个人主义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等）、“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5]但是，在中国那个时代，唯有这个思想是先进的、科学的。
同时，与古今中外一切进步的思想家一样，陈独秀也把拯救中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6]所以，这六条标准，首先是新青年的标准。
说也凑巧，《青年杂志》出了几期后因声名鹊起，引起了基督教上海青年会的抗议，说此杂志因与他们办的《上海青年杂志》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改名，以免犯冒名的错误。因为当时的北洋政府的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经注册后，遇有他人翻印仿制及其他各种假冒方法损害其权利时，得提起诉讼。其实《青年杂志》是月刊，《上海青年杂志》是周刊，无论刊名、周期和内容，二者区别是十分明显的，但是出版方陈氏兄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官司，就由陈子寿到陈独秀住宅商量，拟将杂志改名为《新青年》。当时汪孟邹也在座，赞成改名。陈独秀亦只好同意。所以，这次改名，并非出自陈独秀的本意。这从当时（1916年8月13日）陈给胡适信中可看出：“《青年》以战事延刊多日，兹已拟仍续刊。依发行者之意，已改名《新青年》。”于是，从1916年9月1日即《青年杂志》创刊一周年起，正式改名为《新青年》。想不到，正是这个名字，连同“陈独秀”之字，在中国历史上树立起一块永恒的丰碑。
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又指出，这六条标准的基本精神是“科学”与“民主”：“国人而俗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开始时，讲民主侧重于“人权”即争取个人的民主自由权利，随着运动的深入，如提出“德先生”、“赛先生”时，他把民主扩大到政治、经济、文化和学术等一切领域，而“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当以科学与民主并重，“若舟车之有两轮焉”。
这样，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开篇就高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序幕。
从此，陈独秀联合远近志同道合的战友，向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传统特别是其最落后、最保守、最反动的部分——儒家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老庄与佛教的退隐思想和迷信观念，以及为这些学说、思想、观念服务的旧教育、旧文学，发起持续的、猛烈的攻击，掀起一场又一场惊世骇俗、影响深广的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统称其为“新文化运动”，由于其结果直接导致了另一个伟大事件——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因此又称其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其中震动最大的是伦理革命、教育革命、宗教革命、文学革命。
陈独秀一直把这场运动的重点放在批判儒家伦理学说即伦理革命上，指出“三纲”之说把全国每一个人都变成没有独立自主人格，没有平等自由人权的奴隶，必须彻底推倒。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振兴中华。因为，“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7]这就把人的解放与国家的振兴联系起来了，把启蒙与救亡统一起来了。这也是陈独秀参加革命以来的一贯思想。
国家的政治救亡，必须从国民的文化革命开始。这个思想无疑是新颖而深刻的。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的结构是：政治上是封建专制的统治体制，支撑它的支柱是三根：一、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二、儒家伦理思想为中心的封建文化，包括“文以载道”、宣教儒家伦理思想的旧文学，灌输这个思想并教育青年只知个人升官发财的旧教育，和教人认天命、不抗争、迷信鬼神的佛教和消极退让的老庄哲学；三、时时想灭亡中国、遭到抵制后转而支持中国封建统治者奴役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只是触动了一下政治体制而未动摇三根支柱，自然是推而不倒。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把主要攻击矛头集中到三根支柱中的主要支柱——儒家伦理思想和封建文化，把封建统治下沉睡的广大人民唤醒，人人成为有独立自主人格和平等自由人权的战士，自然具有空前伟大的意义。陈独秀的思想逻辑是：只有自由独立的人民，才能有自由独立的国家。同时，这次还与他当年办《安徽俗话报》时不一样，不是从“家”与“国”的关系、从“家”的利益启发国民关心国家命运的政治觉悟，而是从“人”与“家族”（封建社会基石）的关系，即“个人”利益（人权）出发，来启发国民的伦理觉悟，即从改造社会的社会革命入手，来拯救国家的命运，具有更深刻、更彻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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