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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322)

  胡适认为,这篇札记是他文学革命思想的一个转折点。后来他回顾说:这年二三月间,他思想上“起了一个根本的新觉悟”:“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学形式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代替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全是文学工具的革命。”[39]

  在写了《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后,胡适的研究工作继续深入,并不断取得成果。4月17日,作札记《吾国文学三大病》:“一曰无病而呻”;“二曰摹仿古人”;“三曰言之无物”。[40]6月下旬,在与梅光迪辩论时,又明确提出文学应“普及最大多数国人”和“影响于世道人心”的功能的主张:“吾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吾又以为,文学不当与人事全无关系。凡世界有永久价值之文学,皆尝有大影响于世道人心者也。”[41]

  8月19日,胡适在复朱经农所劝“勿误入歧途”的信时,第一次系统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事”纲领:“新文学之要点约有八事:(1)不用典。(2)不用陈套语。(3)不讲对仗。(4)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5)须讲求文法。——以上为形式的方面。(6)不作无病之呻吟。(7)不摹仿古人。(8)须言之有物。——以上为精神(内容)方面。”

  胡适把这“八事”写信给另一位在美国的友人江亢虎时,也受到梅光迪那样的反对。

  很奇怪的是,胡适对文学革命的探讨,在与在美同学和朋友激烈争论并几乎遭到一致反对的情况下,竟然在大洋远隔的这边,找到了一个知音——陈独秀。

  此外,胡适这时期其他方面的思想,与陈也有许多暗合之处。如对中国家族主义的批判,二人也是相同的:胡适认为中国的家庭对于社会俨若一敌国。“曰扬名也,曰显亲也,曰光前裕后也,皆自私自利之说也;顾其私利者为一家而非一己耳。西方之个人主义犹养成一种独立之人格,自助之能力;若吾国‘家族的个人主义’,则私利于外,依赖于内,吾未见其善于彼也。”[42]他认为养成依赖性是中国家族制度的最大弊病。陈独秀接着创办《青年》,一开始就以西方的个人主义——人权说,批判中国的家族主义——儒家伦理。

  后来文学革命起来后,即1918年10月15日,陈独秀还在与胡适联名答复易宗夔的信中,明确表示不同意易提出的文学革命只限于提倡“言文一致”而不必推翻孔学、改革伦理、破坏古文的主张,指出:“旧文学,旧政治,旧理论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欲谋改革,乃畏阻力而迁就之,此东方人之思想,改革数十年而毫无进步之最大原因也。”[43]

  又如对于中国衰弱的原因,这时二人都看重国民性落后的内因,而忽视列强侵略的外因。陈以《自觉心与爱国心》为代表,胡适则在1915年3月3日写给张亦农(即张奚若)的信中说:“今日大患在于学子不肯深思远虑,平日一无所预备,及外患之来,始惊扰无措,或发急电,或作长函,或痛哭而陈词,或慷慨而自杀,徒乱心绪,何补实际?”[44]

  又如对当时一些爱国志士杨笃生等因一时挫折而自杀的现象,胡适认为:他们皆属可以有为的人,以“蒿目时艰,悲愤不能自释,遂以一死自解,其志可哀,其愚可悯也”。主张以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希望所在,生命存焉”,殊以自杀为谬。陈独秀对这种自杀行为的评价与胡适不一样,认为与苟且偷生比,以自己的死来唤醒同胞,是悲壮的,精神可嘉,并非“其志可哀”;但是“其愚可悯”,陈是同意的,因此他也不主张自杀。他一辈子受了多少挫折、多大打击,从未产生自杀念头。

  两人还有一个共同的处境:他们激进的革命思想,都受到周围亲朋的反对。陈独秀的革命思想和主张,不仅遭到元配和嗣父的反对,以反满种族革命的朋友们的不理解,更有如章士钊、李大钊及给《甲寅》写了那些抗议信的“爱国者”们的反对;胡适的革命思想,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乎所有在美国的同学朋友的反对外,连在国内的二位兄长也写信来,批评胡适说的“中国须第三次革命”的话是“丧心病狂”,“恐国中无一人赞成”,痛诋革命党“间有一二才智之士,然有才无德,根器不固。两次革命,底已暴露”,要胡适在思想上“痛与绝之,一意力学。否则为彼所染,适以自陷也”。所以,两颗心都是备受煎熬,孤独无助。但二人又都决不妥协。

  因此,陈、胡二人,虽然一个是早已出名的革命家,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一个是还在美国的留学生,但是一经接触,立即成为关系密切的忘年交(陈大胡12岁),特别在文学革命上,成为一对“黄金搭档”。

  正是在1915年的8月,胡适把自己译成的德国小说《柏林之围》寄给《甲寅》,并致信章士钊。不料稿件遗失,信件却在《甲寅》上刊了出来。信中提出了中外文明如何结合的主张,认为输入之文明,需“经本国人士之锻炼也。此意怀之有年,甚愿得明达君子之赞助”。[45]陈独秀觉得胡适之意与己甚合,可谓难得的知音,铭记在心。《青年杂志》创刊,就决定向他约稿。恰巧,汪孟邹与胡适是绩溪同乡,认识,就由汪首先与胡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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