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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329)

  且看,连胡适这种在新文化运动中比较“温和”的人都被称为“顶顽固了”,那么像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在中间派眼中会是怎样一种形象,就可想而知了。

  鲁迅小说的引路人

  胡适、陈独秀发起文学革命时,都怀疑中国文学界有创造新文学的能力。所以如前述胡适第一次向陈独秀寄《决斗》译稿时的通信,希望“欲为祖国创造新文学”。但是,后来陈发现“吾国无写实诗文以为模范,译西文又未能直接唤起国人写实主义之观念”,[82]于是他又热心推动本国新文学的创作,终于点燃起又一支文学革命的火炬——鲁迅。

  鲁迅见《新青年》初期高喊“文学革命”,但内容却长于议论,文学作品又只注重发表外国的译作,且全是文言文,没有本国文学作品,所以他不客气地说自己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的发表,“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83]

  与陈独秀一样,鲁迅也是一个热血沸腾的爱国者,留学日本时,经过了从医学救国到文学救国的痛苦摸索,最后认识到救国之道首先在于医治国民精神上的创伤。这个认识本来是与陈独秀发起新文化运动的动机接近的。然而,陈独秀从辛亥革命失败中经过短暂的彷徨而奋起时,鲁迅却陷入更深的消沉之中。鲁迅说看到辛亥革命及其后一系列斗争的失败,就“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因此,新文化运动开展已两年了,他还是站在运动的大门外,感到非常的“寂寞”。他说寂寞就像“大毒蛇”,缠住了他的“灵魂”,使他“太痛苦”。他就“用了种种办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自己“回到古代去”,办法就是“钞古碑”,以使自己的生命“暗暗的消去”。[84]要不是陈独秀把他唤醒,很可能如他自己所说,将在“昏睡中死灭”。

  正在这时,1917年8月9日,陈独秀委派《新青年》编辑部成员钱玄同,来到北京宣武门外一个幽静的处所——绍兴会馆鲁迅寓所,拜访了正在埋头“钞古碑”的鲁迅,向他约稿。

  鲁迅起先还想拒绝。他痛苦地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物,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中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85]

  这里,反映了鲁迅对新文化运动的最初态度,他认为这个运动是无望的,只能使少数清醒(觉悟)者更加痛苦,因此他采取了消极的态度。鲁迅的这个观察有深刻的一面。他看到《新青年》(或新文化运动)初期,人们关心的并不多,因此也是“寂寞”的,“不特没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他认为钱玄同就是因为陈独秀们“寂寞”而来找他的。后来热闹起来,也并不像后世人宣传的那样轰动。陈独秀自己在五四运动时就承认:“大学风潮,报纸上虽然说得很热闹;但是毫无根据,不过是几个冒充古文家的老头儿、冒充剧评家的小孩子,在背地里串起来蠕动罢了。”[86]

  但是,鲁迅这里说的“你大嚷起来,惊起了”正在“昏睡中死灭”的中国人,倒是正确地描绘出了创办《新青年》时陈独秀、钱玄同等少数人的心态。

  于是,在文学革命上的激情一点也不比陈独秀弱的钱玄同回答鲁迅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无毁坏这铁屋的希望。”于是,鲁迅抱着这一线希望,试着写了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并第一次用“鲁迅”的笔名向《新青年》投稿。

  陈独秀见鲁迅的稿子以白话小说的形式,内容又“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字字渗透着血和泪,悲愤地控诉封建礼教所谓“仁义道德”乃“吃人,吃孩子”的本质,最后发出“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的警示,和“救救孩子”的呐喊,完全与自己的思想吻合,并且发挥出政论文章所起不到的作用。所以他后来曾写信对鲁迅的弟弟周作人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87]他认为这是真正的白话文,又是攻击旧礼教,把文化革命与思想革命结合起来,好极。因此,从1918年1月起,陈独秀特邀鲁迅参加《新青年》编辑部会议。尤其在1919年五四运动及1920年陈独秀筹组共产党后,新文化阵营分裂、《新青年》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情况下,胡适等人不写或很少给《新青年》投稿,陈独秀还是一遍又一遍地表示“很盼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88]其急切诚恳之情不亚于当年请在美国的胡适写稿。

  鲁迅说,于是“便一发不可收”,写下了大量“小说模样的文章”。直到1933年陈独秀因进行反蒋抗日活动被国民党关在监狱里,鲁迅在谈到自己怎样做起小说来时,还这样说:“《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89]

  就这样,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号开始,到1921年8月1日第9卷第4号止,鲁迅在该杂志上共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风波》、《故乡》五部小说,还有四部翻译日本和俄国的小说,以及多则随感录、通信等。特别是他的五部小说,完全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文学巨匠的地位。1920年9月28日,陈给周启明的信中,还表示要为鲁迅出版小说集:“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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